第4版: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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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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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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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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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贞锴   
“我自己随意,也尊重别人随他们的己意。要是我因为自己的随意而左右了他人的随意,我会约束自己。这也算是随自己之意而为了。要是社会上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随民意而安。”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先生在其学术文化散集《随意集》自序中所作的表白。也许正因作者着意于“随意下笔”,行文却是情感纯真、别具一格。“教育漫谈”是书中关于教育方面的散论,均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系“随意之作”,然“形散而神不散”,个中对教育的理解、阐发可谓深入浅出、平中见奇、浑然一体。细细品之,不乏可鉴之道。
张先生曾谈到一件事:他小时候成绩很糟糕,连升级都成问题。所幸是遇上的几位老师没有因他成绩差而鄙视他,这使他增强了自信。如果当年的老师对其不闻不问、漠然处之,只怕他早成了“问题少年”,更别说成名成家了。想必是少年时代的切身体悟,使张先生从教之后对教育制度及其评价取向有了更深远的忧思。他在肯定当时香港政府在教育上所作努力的同时,更提出了中肯批评。针对香港学子较美国学子无心治学、不善钻研、重学历轻学问的倾向,他直陈香港中小学教育的痼疾在于行政管束过度,学生所学多为了应付考试,关心的只是考试之法,故而学习兴趣大减。“在课室里,一个学生若提出一个在会考中不会‘考’及的问题,老师会对之反应冷淡;同样,一位老师若对某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或另有创见,但对会考的‘答题’并不适用,那么大难临头之日近矣。”谈到香港的中文教学时他认为,对课本的限定、课程的限制、考试的约束是语文教育的大忌,香港回归后既要坚持英语教学也要改革中文教学,特别是课本(教材)建设上要留给师生选择的余地,要避免为考试而学语文,要让学生多诵读经典诗文、多读课外书。孰料1966年在美被选为“最佳教授”的张先生,竟在1991年盛名之际于港大一些学生举办的“最差教学奖”评选中当选“最劣教授”,有人归罪于听完先生的课不知如何答卷以致“不及格”。这倒应了先生的感慨:“一个学生考试考得不好,就算博学多才,都要变作粪土;而一位老师的‘成就’都是往往以其学生的会考成绩来衡量的。”——管窥先生个人经历,反观其对香港教育的批评,其中揭示的问题不也正是我们颇感棘手的问题吗?从中我能深切感到:在教育改革面前,源自各种习惯势力和固有模式的阻力何其之大,而改革既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知难而退、小修小补,更不可“大跃进”式地空喊口号、盲目乐观,实在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深思熟虑,作出积极稳妥的探索。
尽管在“学生评教”中被选为“最劣教授”,但张先生仍是大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课室听众最多,每每座无虚席。这和他的教学方法与思想密不可分。他坚决反对死守预案、照本宣科的教学,认为“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强调“教与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要跟着我的思路取向——一百个学生中将来会成为经济学家的可能没有一个,所以重点不是教经济学,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指出教师“应该做的是引导、启发,而绝不是‘扶’着学生去拿衔头”,“学生要养成自立、自修、独立思考的习惯”。所以,评价一个教师的教学成绩如何,最可靠的准则是视其学生在学术、学问上的进步与成就。为此,先生还专门谈了端正学习态度和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先生在美就读8年只缺过一节课,港大学生缺课成风,而以先生之法,他的课缺上一两节就不易跟上。在一次上课时先生说道:“当年我在芝大教学时,一下课所有的学生都立刻跑到图书馆去,一个不漏。你们当中有谁会在下课后立刻跑到图书馆去的?”学生默无回应。先生的读书生活经历了由杂而博、由博而专之后,一反常态,竟趋于不闻不读,他日渐觉得他人和书中所言无甚新意,而要一抒己见,还是“越少受他人影响越有意思”。“独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着无际的天空,半点约束也没有,其舒畅的感受难以形容”。有一相传数百年、被人尊为至宝的“格拉森定律”(即“劣币驱逐良币”说),先生从买卖双方的实际关系予以通俗论证,断定此说为谬论,由此告诫学人“众所认同的观点不仅不一定对,而且往往错得离谱。因此,从学问那方面看,任何理论只可以被‘考虑’,而不可以被奉若神明”。以上论述,对我们的教学实践、阅读学习、学生习惯及能力培养等都不无启迪。
读的东西多是写出来的,而写的出发点还是思考。张先生谈及为文之道时说,学术文章须言之有物、简洁清楚、有所创见。“创见”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可遇不可求。先生对一些为创新而创新的行为泼了冷水:有人只求“标新立异”,以“不同”等同“创见”,实则空洞无味;有人迷恋学术术语的创造,创造术语诚有必要,但术语本身必须对某一思想内容加以概括表达,如果有名无实、缺少内蕴,必为造作之举;有人疏于躬身调研、疏于对客观实情的观察与把握——就忙于创建什么新理论,岂不谬哉!这使我想到当前的某些教育研究,提出的“新课题”“新思维”“新名词”层出不穷,有些概念本身界定就很不准确,缺失内涵支撑,竟还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殊不知在严肃的教育科学面前,要取得一点成果或进步必须不懈钻研,“假若不愿付出这代价,而企图找其捷径,或哗众取宠,‘创’出不知所谓的‘理论’”,这样“可能有短暂的收获,或过一下‘理论家’之类的瘾,然而,对科学的基本贡献而言,却是一页空白而不值一提的”。
读书不是为了大富大贵,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更做不出学问。张先生为此感叹:“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屡败屡战不少人能做到,但大胜之后能泰然自若的较少,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胜利者。面对突出成绩,可以自豪但决不能自满。当发现上大学的儿子因考绩屡屡领先流露出自满情绪时,他及时予以教导、告诫儿子“好自为之”,儿子随即有所改进。如是家教对子女成长之影响不言而喻。针对某些人稍有成绩就自高自大甚至目中无人的情况,先生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二属“暴发户”之流,名誉到手则不思进取。对学术上有所进展的青年,先生一向既表示诚挚的敬佩赏识,又虑其前途、对其潜存问题直言不讳。当前我们也正着力推动教师专业成长,许多地区和学校争相打造“名师”、推出“新星”。在相应活动中,有人更为此愤愤不平。比照先生之举,我觉得在青年教师培养上有两点必须警省和注意:一要避免自觉不自觉以“年轻人需要锻炼”为由对部分青年的成绩视而不见甚至压抑其创造性;二要防止拔苗助长和简单地“以点带面”,为推典型而推典型,“产品”趋向“速造牌”,这能带出什么?中科院王梓坤院士说,一个人成名是“七分成绩三分捧”,确有道理。问题还在于:这“七分成绩”是什么样的“成绩”,分量如何?那“三分捧”是谁在捧,什么方式,到底捧到什么程度?这都值得引起思考。教学无止境,求进无顶峰。成名未必成功,成功未必成名,“有名”之‘名’非同“明白”之“明”,在成长之路上,我们更需要的是——做一名明晓教育教学之道并努力践行、勤于学习反思、长于提炼智慧的“明师”。
通读张五常先生“教育漫谈”,深感随意之中有真意,非厚积薄发决难信笔为之,娓娓而谈,读后余味悠长。此中真意何在?岂能一言蔽之。这,正如陶渊明饮酒一般——“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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