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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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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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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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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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色记忆

母亲与红歌

□ 李新贺  
母亲会唱红歌。
母亲唱红歌的时候,红歌还不叫“红歌”,叫革命歌曲。她只唱《东方红》,小时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不仅如此,她还在出工之余教村子里的婶婶大娘们唱。我一直觉得奇怪,那时,母亲的耳病已经很严重了,听不到声音,又不识字,她是怎么记得住那些歌词和曲调的呀?
直到有一天,看到母亲绣花,我忽然就想通了。她虽然不识字,但是她会写字,她把“欢迎”两个字写在白布上,用红色丝线绣好了,再在旁边绣上枝条细长的腊梅或者呼之欲出的蝴蝶,一个漂亮的布门帘基本上就完工了。大概有些事,只要用心,就能突破界限,达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境界。
记得在一个秋天的下午,生产队里剥掉硬壳的棉花在晒场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了,人们还不停地把雪白的棉花用竹筐装上,挑到两个掌秤的伯伯面前,等待过秤。母亲过完秤,坐在晒场上休息。我坐在母亲身边,捂起左眼,用右眼看青天。天空是那么高远,像一把反光的大伞,把场上的人都罩在它明亮的光辉里。
不知什么时候,我面前站了几位婶婶,她们要求母亲把《东方红》再教一遍。母亲随和地答应了。母亲唱一句,她们也跟着唱一句。慧慧的妈妈总是唱不好,别人已经唱完了,她唱的那一句还奇怪地在空中飘荡。小敏的妈妈抿嘴笑了起来,弯弯的皱纹像云一样在脸上飘。她们不停地唱、不停地笑,唱唱笑笑,笑笑唱唱。
我很奇怪,她们为什么会这样高兴?是因为歌里唱的那个叫毛泽东的人吗?男人们停下抬秤的手,笑嘻嘻地望过来,他们一定也艳羡这歌声了。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从战争年代走过的父辈们,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沧桑和世间坎坷,歌曲《东方红》和那个领导人们得解放的人一样,是他们灵魂深处停泊的希望。
(作者单位:泌阳县马谷田镇中心学校)


红色电影情结

□ 杜振堂  
小时候,物质、精神皆贫乏。最让我们快乐的事莫过于到打麦场上看电影了。
电影放映员一来,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回家搬了小凳子就去抢占有利地形。那时候,电影片子总就那么几部,多是红色电影,所以每次放映的时候,像《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这样的“打仗片”总是少不了。其实,即使是看“打仗片”,故事里的枝枝蔓蔓我们也是看不懂的。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激烈的战斗场面,边看边问:“拿手枪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
看了《上甘岭》,我忽然变得懂事了。《上甘岭》里面的连长,自己干渴得嘴唇都裂了血口子,还把苹果切成小片分给众人。看到这里,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家中有了好吃的、好喝的,再也不争着抢着自己独享。甚至,某些时候家里的饭做少了,我会很懂事地说:“我肚子不饿,你们先吃吧。”母亲很惊讶,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我就是那个曾经把包着白糖的纸抠破,一点一点把一大包白糖偷吃干净的“小老鼠”。连长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母亲哪里知道,我也想像连长一样,做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电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一次,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小伙伴们一个个把小胸脯挺得老高,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当解放军,保家卫国。”鼻涕虫铁蛋用力一吸,鼻子下方的两条“长虫”不见了,他也这样慷慨激昂地回答。那时我们刚刚看了电影《英雄儿女》《铁道卫士》。
想当解放军,就应该有一套解放军的“行头”,所以,绿军装、绿军帽、腰间扎着的军用皮带就成了我们当时最炫最酷的时装。记得当时就因为栓柱的军帽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红色五角星,他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精神了。这把我们羡慕得要死,纷纷打探五角星的来历。问急了,栓柱才说是一个在上海的亲戚送给他的。
因为有了这颗红五角星的缘故,我们总是围住栓柱讨好他,目的就是把他的五角星别在自己的军帽上显摆显摆。那时候,我们常常模仿电影镜头,腰里别着纸叠的手枪玩打仗的游戏。这时候,栓柱理所当然地扮演“男一号”——解放军,而鼻涕虫铁蛋则铁定是国民党特务或日本鬼子的扮演者——谁让他没有绿军装可穿呢!
不久前,我回了趟老家,见到了鼻涕虫铁蛋。铁蛋早就不再流鼻涕了,早些年去西藏当了几年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解放军。转业后,铁蛋在家办了一个养猪场。几经风雨,养猪场规模越来越大,他在我们当地成了一位响当当的养殖大户。
我没能像铁蛋一样成为光荣的解放军,却成了孩子王。我曾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有孩子说当大款,有孩子说当大官……我很不满,愤愤地说:“你们怎么会没人想当兵呢?”孩子们面面相觑,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是啊,这怪不得孩子们,他们整天看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不看《南征北战》、不看《万水千山》,怎么会理解我对红色电影的情愫,怎么会了解我心中那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呢?
(作者单位:社旗县唐庄乡官营学校)


前进的力量

□ 周天祥  
那年初二暑假,为了让弟弟能够上学,我提前“毕业”了。说是毕业,其实是辍学回家。
从此,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每天和大人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当时,家里有一个红色的书箱,里面都是父亲的藏书。有一天晚上,父亲给我们讲起过去的一段往事。那是武汉解放前夕,父亲当时在武汉读书,他秘密参加了进步学生自发的革命组织,还瞒着家人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准备和进步学生一起投身革命。但是不久,太祖母突然病重,一心想要落叶归根。于是,他不得不和家人一起回到河南乡下老家。之后,父亲再也没能回到那所学校,还一度被批成“右派”受到打击。但是,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打击,父亲坚持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爱上了红色经典书籍。每次出门时,我总是悄悄地从那个红色书箱里拿上一本,有时间就拿出来看。《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我一本接一本不知疲倦地读着。
尽管辍学在家,我还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坚持自学。那时,家里还没有通电。我在白天忙里偷闲,挤出时间看书;到了晚上,就模仿古人“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到邻居家的窗户下,借助微弱的灯光读书;或在月光下看书。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的班主任路过我家,和我的母亲聊了起来。她得知我的情况后,问我是否愿意上学。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她提出的条件是:“期中考试快到了,这次考试必须进入前十名,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我的功课已经落下许多,离期中考试只有一个多星期了,我不得不暂时放下课外书,全力以赴补习功课。没有想到,那次考试,我居然考了年级第一名。对此,班主任在班会上对我进行了特别表扬。
后来,从初中到高中和大学,再到走上教育工作岗位,一路走来,我一次次地战胜困难和挫折,一次次地从红色经典书籍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感觉路很难走,那是因为我们在走上坡路;有时候,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那是因为生命的烟花只有在压力下才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有时候,成功总是姗姗来迟,那是因为我们还在追赶的路上,需要坚持。
(作者单位:济源市济水一中)


插党旗的地方

□ 寇俊杰  
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随着7月1日的到来,街上插党旗的店铺越来越多。鲜艳的党旗斜插在每个店铺的门口,迎风招展。人们走在街上,像走进了一片霞光里。这种场面,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1982年,我刚9岁。那年暑假,我们家乡一连下了5天大雨,村里到处都是积水,河水也像沸腾的面汤似的直线上涨。我们村离河堤不过200多米,父亲和村里的青壮年在长长的河堤上日夜守护,唯恐河堤决口。可不幸的事还是在一天夜晚发生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熟睡,母亲突然把我叫醒,慌张地说:“快起来!快起来!”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听到街上有人喊:“快跑啊!河堤决口了!”我赶紧翻身下床,跌跌撞撞地往外跑。到了街上,洪水已有膝盖深了,而且流得很急。雨还在下着,人们都往村北方向跑去。村北5里处,就是一个山坡,那里无疑是最好的避难场所。
我和母亲顺着人群,蹚着水往前走。这时,村支书走过来,迎着人群说:“大家听着,如果走散了,就到北坡插党旗的地方集合,千万别乱跑!”虽然雨声震耳,但村支书的声音我们还是听得很清楚。母亲一再强调说:“孩子,听到没有?我们一定要找到插党旗的地方!”我问:“啥是党旗?”母亲说:“就是绣着镰刀和锤头的红旗!”我点点头,拉紧了母亲的手。
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坡,老远就看到一面党旗插在半山坡上,那里已聚集了好多人。看到旗上面的镰刀和锤头,母亲长舒了一口气,激动地说:“孩子,快看,那就是党旗——我们总算找到地方了。”这时,已有人过来接应。很快,我们也到了党旗下面。
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我又冷又饿,村支书脱了衣服披在我身上,说:“别着急,一会儿有人来给我们送吃的。”然后,他又转过身,指着党旗对大家说:“乡亲们,这是党旗,大家千万别离开它,党会派人救我们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真的有人送来了热蒸馍和咸菜。吃过饭,也传来了决口已完全堵住的消息。
那时是我第一次看到党旗。太阳出来了,看着久未露面的太阳,我感到党旗特别红,上面的镰刀和锤头所焕发出的力量也格外神奇!
(作者单位:偃师市城关镇北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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