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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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风雨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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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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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风雨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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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万祥 徐飞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12岁从徽州的层峦叠嶂走出,先后担任过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生共获得35个博士头衔。
他就是胡适,旧时代的掘墓人,新文化的先驱者。
胡适的爱国主张贯穿其一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学生罢课屡屡发生,而胡适是反对学生罢课的,他主张“学术救国”。他在给学生演讲中提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故事: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战败,割地两省并赔付巨款。巴斯德痛定思痛,认为法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于是,他埋头研究科学,努力试验,终于做成三件大事:制酒,养蚕,畜牧。凭此三项成就,他一人就足以赔付德国的巨款。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见出胡适对“学术救国”的殷切期待。
胡适也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了这一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要他担任驻美大使,他毅然抛弃归国前“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怀着满腔热血奔赴。他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四处演讲,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以唤起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同情与声援;他和陈光甫一起完成了战时美国对中国的第一笔借款;他阻止了美国中立方案的通过与美日会谈;他积极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美国的对日宣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裹挟在一片血雨腥风中。胡适特立独行,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他以“好政府主义”抨击北洋军阀,以“人权”“思想自由”原则与国民党钳制言路的倒行逆施相抗争。面对黑暗势力,胡适一方面体现出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另一方面受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又反对“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反对“根本解决”,因他总怕一旦提出全面解决问题的“万灵药方”,便将导向武断与僵化。因此,他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告决裂。他写信给毛泽东,劝其放下武装,将共产党建设成不握兵权的第二大党。跟随蒋介石去台湾后,他又支持雷震组织“反对党”,以保障民众自由、民主的权利。
一个自由主义者,总是与怀疑为友,与批判为邻。胡适说:“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我对许多问题存疑,我尤其反对迷信鬼神。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这都是由于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
作为一位“新教育的助产士和催生婆”,胡适高举“教育独立”的大旗,反抗和挣脱宗教与政治两股势力对教育的干涉与侵害。胡适打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视眼,没有明白的认识、远大的视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近视镜,眼光变了,可以看得清楚远大。”因此,“受过教育,就该认清社会的恶习,而发不满意的批评。这种不满意社会的批判,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识,原是为发现社会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对于社会仍是处处觉得满意,那就是你的眼镜配错了光”。
在胡适看来,教育的真正成功是培养出不因循守旧、不阿时附俗的个性或特性:“人类若是一代一代互相仿照,不有变更,那就没有进步可言了,唯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独行,做人不做的事,说人未说的话,虽有人骂他打他,甚至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他甚至认定“社会的进步,纯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牺牲名誉、生命而做可怪的事,说可怪的话以演成的”。
“教育”在胡适的词典里,远远不止于学校范围。胡适引杜威的话说:“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胡适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的信条,都在践行着“国人导师”的使命。“教育即生活”,理解胡适的教育主张,应从教育的广义来看。他一生演讲数百场,听者不计其数,他无愧于“国人导师”的称呼。有这样一则佳话:一日,一个卖麻饼的小贩袁瓞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请教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胡适读罢,不禁大喜,并认真地给袁瓞回信答疑解惑,并诚心邀请袁瓞来“中研院”面谈。袁瓞送给胡适10个精心烘制的芝麻饼,胡适则回憎袁瓞4本自己亲笔题名留念的书,并关照他今后经常来做客交流。真教育,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而应该向社会敞开大门,以解决大众之所需为己任。
20世纪30年代,“胡适之礼拜”在他的米粮库4号寓所几乎形成了一种接待访谒的公开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有时候一个早晨见二三十个客人,通常一天50多位客人。访客无论身份,胡适一律称其为“朋友”,故一时之间,胡适的“朋友”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那个时代一句十分有调侃味道的流行语。正如林语堂所形容胡适之的米粮库:“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客商、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以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几句俗语。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
我们认为,胡适的魅力正藏在他的一首题为《回向》的小诗中: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爬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起了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他们,
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风雨。
“也许还下雹呢!”
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他终于下山来了,
向着他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回向”一词在《华严经》中即以出现,即以自己所修之善根功德,回转给众生,并使自己趋入菩提境界。这使我想起《理想国》中柏拉图在“洞穴喻”中所提到的走出洞穴的先驱——他看到了太阳和美好后,并没有留恋高处的幸福生活,而是重新回到洞穴中和囚徒们同吃同住,因为他要将囚徒们一同带出洞穴。在胡适的身上,我见到了这样的圣者之爱。他见到了高处的“太阳”,但他又重新迎向风雨,且一路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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