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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校车安全重责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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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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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校车安全重责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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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庆畅 张洋  
撤点并校,“校车”需求旺盛
每周日下午3点,家住湖南省永兴县悦来乡侯家村的侯建华就开始吆喝着,约上村子里有孩子在镇上读书的10多户邻居,一起把孩子们送上一辆租来的面包车。
“小孩在镇里的初中寄宿,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学校里没有专门的车接送,我们就合租了这台面包车。星期五去学校接,星期日再从村口送到学校。”在侯建华的脑海中,没有“校车”的概念,合伙租车是最佳选择。
近年来,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且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部分孩子,农村适龄儿童随之减少,许多农村中小学停办了。在甘肃省庆阳市,2001年至2010年小学数量从2479所锐减至1516所,公立幼儿园从199所锐减至55所。在江苏省邳州市,早些年的“村村有小学”变成了如今的“3个村有1所小学”。
同时,学校分布也日趋向县城和乡镇集中。吉林省县城学校数量占全部学校数量的比例由撤点并校前的8.3%增至22.6%,乡镇学校由19.2%增至39.2%,而农村学校由74.5%降至38.3%。
“我读五年级了,家离学校有六里路,走路太远了,爸爸妈妈不放心,就要我搭这辆面包车上学、回家。这么大点儿的车厢,装进了十几个同学,我们就像被塞进了罐子里,气都透不过来。”湖南省岳阳县公田镇一位名叫陈希的小学生满脸委屈。
陈希并非孤例,撤点并校让原本在村里读书的孩子开始搭车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据调查,甘肃庆阳市撤点并校前,幼儿园、小学的覆盖半径不超过1.5公里,初中的覆盖半径不超过5公里。如今,幼儿、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3.1公里,初中生8.2公里,最远达15公里。平均单程上学所需时间,初中生为70分钟,幼儿、小学生约为40分钟。
于是,“校车”开始在农村地区蔓延。每到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农村中小学校门口,通常就会看到一群群孩子从租用的面包车或者敞篷三轮车里上下。
此外,“校车”也成为民办学校牟利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这类学校开始在农村地区盛行,并且多以盈利为目的。为了抢夺生源,常常推出学生接送服务。可是,由于需接送的学生数量多,又没有政府财力物力支持,于是,非法改装并超载驾驶的校车屡见不鲜。
监管缺位,困惑“校车”安全
“管不到啊!我们没有执法权,能做的只是教育孩子们注意乘车安全,尽量不搭改造过的车或者破旧车。”湖南省平江县官塘镇中心小学马楷模老师说,“同时,要求家长与学校签订免责协议书,如果在校外乘车出了安全事故,由家长与车主自行协商解决。”话语中,透露着学校的无奈。
“家里两个孩子每天5点半起床,乘私人经营的校车前往15公里外的乡中学上学,每月需交‘校车费’320元,这就已经占了家庭收入的2/3。如果乘坐正规校车,费用岂不是更高?”湖南省平江县河东乡杨梅村一名村民说。一方面是家庭的经济拮据,一方面是孩子的安全,村民的脸上挂满了忧愁与矛盾。
目前,湖南省平江县的农村交警中队只有2至3个交警,平均管辖4个乡镇。其他地方也差不多。甘肃省庆阳市交警支队实有警力153人,平均每名交警管辖道路73.2公里。其中,正宁县交警大队共有5名交警,无法承担县乡道路全面巡逻管控任务,很难及时查处校车的违法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警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全力确保主要国道、省道交通安全的基础上,很难再有力量对乡村公路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们多次开展集中整治,但效果缺乏长期保障。整治时,这些车辆就暂时停运,等交警一走,这些车辆又上路了。”
此外,较为恶劣的路况也是农村地区校车安全事故的重要诱因。虽然吉林省大安市政府统一购买了宽2.32米的校车,但乐胜乡明德中学周边道路路宽不足4米,车辆会车、超车横向间距不足,依旧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湖南省平江县杨梅村,孩子们在去往河东农村中学的途中,有一段6公里的水泥路仅有3.5米宽,并且大部分临水临崖,路侧缺乏必要的防撞和隔离设施,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齐抓共管,建设“绿色通道”
由政府采取每名学生每天补助1元,补贴车主的运营收入,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政府采取“政府统筹、财政补贴、纳入预算、解决运力”的方法,规范管理私人营运的“校车”。
当地乡镇政府对辖区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和需要乘车的学生数量进行摸底后,组织教育、交警等部门对这些车辆及其驾驶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如果审查通过,就获取“接送学生校车”专用标志、一些税费减免和补贴。
如今,宣州区“接送学生校车”已经发展到570辆,广受群众欢迎。但是,“校车服务及其安全问题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涉及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均衡发展、道路交通建设和管理等诸多因素。”清华大学教授余凌云说,“不同地区,校车的发展策略应该有所不同,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有针对性地明确自身定位,履行应尽职责,在满足农村地区校车需求的同时,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校车的发展,源自于撤点并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表示,“为此,应当考虑将学生上下学安全出行作为农村地区撤点并校的前置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暂缓撤点并校,甚至改为送老师下乡和增加寄宿学校等。对符合条件的,可以考虑发展公共交通。唯有提前规划,合理提供校车服务,才能减少校车安全隐患。”
“校车服务其实是‘学校后勤保障社会化’的问题,是一个全社会需要共同承担的问题。现阶段,个体经营的中小学生、幼儿接送车辆仍有相当大的数量,一些民办学校因抢夺生源造成了校车虚假繁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说,“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安全管理措施,采取收购整编等方法,将这些车辆纳入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通过规范化管理,保障学生安全出行。”
“从长远来说,应明确性质,区分责任。校车服务,是公益性事业,还是企业化发展?不同的回答,就会有不同的校车安全工作机制和不同的安全责任主体。”袁桂林补充道,“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教育、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的职责,明确企业、学校乃至家长的义务,加强对校车运营各个环节的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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