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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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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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牛山中的一人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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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所深山小学,朱宏遂默默地坚守着,从风华正茂到年近花甲。

 

□ 本报记者 郭炳德 姚文全/文图

  一

   

    3月15日,星期四,下午。
  
  “惊蛰”已经过去10多天了,春雷也早已在中原大地上响起,可是,在横亘于豫西南的伏牛山区,依然寒意浓浓。
  
  坐落在伏牛山中的淅川县寺湾镇东山区陈家山小学,送走了放学的学生,两名来帮忙的老师离校之后,就剩下校长兼教师的朱宏遂和记者,学校有些寂静。
  
  山区的夜来得早、来得快。校园里没有路灯,胡乱地对付了晚饭后,记者便和朱宏遂抵足而卧在那张一动便“咯吱咯吱”响的木床上。
  
  窗子后边是一个小山岗,山岗上有一片小松林,一阵紧似一阵的松涛传进耳朵,让人犹如走进了一个故事。在一阵天南海北的闲话之后,记者便有意转入正题,倾听床的那头——一位在山区村小工作36年的老教师,平静地讲述他平凡而又艰辛的教书生涯。
  
  二

    自1990年调入陈家山小学至今,朱宏遂在这里度过了22个年头。
  
  在此之前,身为民办教师的他,辗转在本乡的几所小学,月工资由6元、8元到十几元、几十元。虽说是布衣素食,与世无争,但“让山区孩子凭借知识走出大山”的信念和期盼“转正”的愿望,使他由风华正茂的青年,一直“熬”到如今的年近花甲。但他说,自己“一点儿也没有后悔过”,“山区娃子们苦,相比城市或平原农村的孩子,能奔出去更不容易”。
  
  说到这里,朱宏遂突然“噌”地掀开被子,一个转身便跳下了床,穿上鞋子,手握木棍,脚不带声地蹿了出去,吓得记者一个激灵,也下意识地跳出了被窝。
  
  而这时候,外间屋里已经“咣当”一声炸响,电灯也拉亮了。朱宏遂过意不去地把记者让回了里屋,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只顾说话,忘了盖好面条,老鼠又在钻空子啦!”
  
  一阵虚惊之后,朱宏遂打开了“话匣子”。
  
  1976年,正值“文革”后期。
  
  20岁的朱宏遂中学毕业,成了一名“回乡青年”。因为有了一些知识,“便被派上了用场”。村里的小学缺教师,他便走进了教师的队伍。
  
  1990年,当34岁的朱宏遂调到陈家山小学当校长时,已是年富力强的“老”教师了。走进校园,看到砖木结构的教室墙上有裂缝、屋顶漏雨,于是,朱宏遂便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筹建新校舍的重任。
  
  “一边找村里、跑乡里,争取村里和上级的支持,一边动员群众捐资助学。到了1995年,建新校舍的筹备工作才算有了些眉目。”暑期,新校舍开建了。但墙垒到一半时,后续的砖块因资金问题没有按约定送到,眼看就有停工的危险。朱宏遂二话没说,回去把自家准备盖房、筹了多年的3万块新砖送到了学校工地。
  
  妻子问朱宏遂:“娃们大了,咱家新房不盖了,娃的婚事咋办呢?”他却毫不含糊地说:“娃的婚事能拖一下,学生的安全可再也不能拖啦!”
  
  

    1995年8月上旬,正是陈家山小学新校舍封顶的关键时期。
  
  那些日子,朱宏遂就像自家盖新房一样,吃住在工地现场,白天当总指挥兼小工,晚上又成了看护工地的保安。
  
  一天上午,妻子突然托人跑到学校工地,说10岁的小女儿高烧不退,让他抽空把孩子送到乡里医院看病。
  
  “工地这么一大摊子,这个时候我咋能走得开?”朱宏遂给来人掏出了100块钱,转告妻子赶紧把孩子送到村诊所看看。
  
  下午,妻子又亲自跑到学校,哭着说孩子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家。也许是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朱宏遂把工地的事交代给其他人,一路小跑地赶到村诊所。可是,女儿的吊瓶已经拔掉——孩子早已停止了呼吸……“孩子得的是急性脑膜炎,耽误不得的。就是再忙,也不能不顾孩子啊!”妻子一边流泪,一边埋怨。
  
  “安葬了女儿后,我赶往学校的时候,陈家山村的男女老少,列队在校门外的大路上等着我。他们和我一同掉泪,一同为我10岁的女儿送行。许多人告诉我, 我的闺女就是他们的闺女。”朱宏遂一字一顿地说,“我能感受到,陈家山的群众和我一样为失去孩子而痛心。仅凭这一点,我也要对得起这里的乡亲们……”
  
  

    远处的山坳里传来了鸡鸣声和狗叫声,使和衣而卧刚刚迷糊过去的记者在朦胧中睁开了双眼。没有窗帘,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外边已经灰蒙蒙的,天就要亮了。
  
  一蹬脚头空荡荡的,记者连忙起身出屋,没有人影儿,但校园里已经不见了昨晚看见的纸屑和杂物,显然,朱宏遂已经打扫了一遍。
  
  走出校门,也不见人,记者顺着绕墙的小路再往前去,只见远处麦田间的小路上,朱宏遂已往回走来。
  
  “你起这么早,干嘛去了?”
  
  “那个小河沟里,有一块石头墩子不牢固,怕孩子们一会儿上学不好走,我去换了一块石头。”朱宏遂边说边回头指向远处。
  
  “你每天都要检查道路吗?”
  
  “每天?不,周六、周日不查。”朱宏遂像是说给记者,也像是自言自语,“娃子们小,不招呼好可不行。走,咱们回去弄点儿早饭吃!”
  
  记者转身朝远处的山村眺望,袅袅的炊烟已经升起,东方也泛起了鱼肚白。
  
  五

    武胜勤是陈家山的村支书,曾在乡镇企业工作多年,沉稳干练,在村里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提起学校,提起朱宏遂,武胜勤就赞不绝口。“我们这个山村,248户,952人,建一所学校吧,生源不足;全撤掉吧,小娃娃们咋办?”武胜勤说,“上级弄这个教学点十分英明。让大娃子们到完小去上,小娃子们在村子里,这就省下了村民的不少麻烦。”
  
  武胜勤又说:“可是,像我们这个小学校,一年级15人,二年级14人,三年级13人。朱老师是校长,包教三年级,可是那两个班咋办?早些年,他教复式班,教了这个班再教那个班。辛苦啊!这几年,他年龄大了,精力有限呀!我们请了两名外边的老师来帮忙。这样,朱老师实际上也成了两名老师的老师。”
  
  

    即便在淅川,陈家山也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子,用村里人的话说,“没出过啥人物”。
  
  武胜勤说:“朱老师是1990年到我们村小工作的。在这之前,全村只出了一名师范生。1991年以来的21年间,我们村考上专科以上的大学生有18人,其中8个本科生,4个在读研究生,4人已经参加了工作。他们都是从朱老师这里学‘大小多少’和‘1+1=2’启蒙的。”
  
  听到这儿,朱宏遂急忙向记者摆手,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那是孩子们的勤奋加智慧!”
  
  武胜勤说:“我们村有一个叫武鹏的孩子,也是朱老师送走的学生。他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在重庆一家银行工作。他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春节就在那里过。可是武鹏今年过春节先是回到村里,看望了朱老师后,才又回深圳和他的父母一起过年。”
  
  

    山区学生艰苦,教师更艰苦。
  
  城市学校教师学语文就只教语文,学数学就只教数学。但山区学校的教师,尤其是“民办”出身的教师,语数体音美,样样得拿得起来。虽说体育课可以带孩子们在外边做做游戏、跑跑操之类的,但音乐课就不得不靠那台旧得已经面目全非的录音机来代劳了。“至于美术课,也只能是靠老师找一些画作或书中的插图指给孩子们欣赏一番,至于现场写生啊,线条、比例啊什么的,别说是孩子们,连我也是门外汉。”朱宏遂说。
  
  武胜勤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宏遂患了高血压、心脏病。2010年9月,他正上课时突然犯了心脏病,倒在了课堂上,吓得孩子们哇哇直哭。正巧镇上的罗校长来学校检查工作,赶紧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治了两个月才把命给捡回来。
  
  “我陪着朱老师去南阳看病,南阳是朱老师这辈子去过的最远、最大的地方。”武胜勤说,“朱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1700多元,自己的孩子还在上学,但他在学校经常自己掏钱为学生买学习用品。学生病了,医药费也是他先垫上,好多他都不让还了。中午还要管路远孩子的饭,一遇到下雨天,在他这里吃饭的孩子都排长队。”
  
  “要不是村里穷,真该补贴一下朱老师。”武胜勤有些愧疚地说。
  
  “再过4年我就该退休了。”朱宏遂似乎是进入了畅想的状态,“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心甘情愿来这里工作的人接上我这个茬。如果我身体许可,如果他愿意,我会在这里做他的助手,直到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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