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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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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推动了“过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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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  
“最近,我在中国各城市见到了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大多在5岁至15岁之间。谈起孩子,都是愁容满面,说天天忙于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学奥数、学钢琴、学书法。补习班占去了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孩子疲惫不堪,父母苦不堪言。”近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向记者说。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近年来中国家长的集体口号,虽屡遭质疑,可从未被颠覆。按吴建民的说法,总的趋势是“起跑线”越来越提前。
不少幼儿园把小学内容提前教了,各地学前班非常活跃。不少年轻母亲刚怀上孩子几个月,就开始上各种学习班,听音乐、读诗、朗诵莎士比亚剧作,认为不进行“胎教”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基础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的“度”究竟如何把握?近日,众多教育界专家聚集在国务院参事室举办的“为了孩子健康成长”论坛上,分析“过度教育”的现状、成因和负面作用。
幼儿园隐性“小学化”不易被发现
“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告诉记者,教育如果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可能会阻碍其成长。
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在论坛上用“播种的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期望,收获的是‘伤在起跑线上’的苦果”来概括“过度教育”的困境。
“过度教育”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当前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幼儿园教室里没有玩具和其他教育材料,所教内容却有大量的识字、计算、拼写等;不仅有书面教材,有的幼儿园还配备了作业本;老师不采用游戏和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教学,而是采用了讲授式教学,幼儿端坐静听,课上课下还要进行识字、拼写等训练。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虞永平告诉记者,显性的“小学化”在我国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尤其是在一些学前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更为严重,而隐性的“小学化”则不易被发现。
隐性的“小学化”使幼儿失去了应有的自由,教育过程失去了趣味和快乐。这种隐性的“小学化”现象存在于各地幼儿园,一些拥有闪亮光环的大城市知名幼儿园也难免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小学化”,对幼儿而言无疑增添了没有必要的负担。为防止“小学化”倾向,教育部将成立“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旨在加强对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专业咨询和指导,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严禁在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多个地方政府近两年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来约束“小学化”倾向。而教育主管部门良好的“官方意图”要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其中的一大阻碍来自家长的认识。
上海最近取消少儿英语星级考试引发的舆论争议,也是类似官方减负与民间诉求之间的博弈。
教辅这个产业链损害了教学秩序
双语教育对儿童思维发育是否有利无害?小学二年级之前是否应当学数学?当这些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在正规教育体系内尚且缺乏科学结论时,市场化教育机构的大幅广告则给出了斩钉截铁的肯定回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长期关注基础教育,在他看来,当下许多“过度教育”观念的流行都是源于现实压力。“虽然讲义务教育,可是城乡中小学教育条件有天壤之别。同样在城市,学校所享有的教育资源也相差悬殊。这种差别是教育资源严重不均造成的。”温儒敏说,正是这种不均,让家长们迷信各种“过度教育”行为,“近年来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办学硬件改善了不少,但软件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一边是学校本身的两极分化,是教学资源的愈加畸形的分配,一边讲让家长们放心让孩子就近上学。凡是有点条件的人,都想把孩子送到资源优厚的重点中小学上学。这个‘起跑线’一开始就不是同一条线,社会怎么能不紧张?”温儒敏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告诉记者,“起跑线”口号的背后已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链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学校搞课改,提倡减轻孩子学业负担,可是一些商家与学校某些环节结合,又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政府部门想实施有效的课改,就必须对这种损害教学秩序的商业行为有切实的抑制措施。关键则是切断既得利益者形成的阻力。”朱高峰说。
“教辅的利益链涉及学校、教师、教材编撰者、出版机构、教学机构经营者、各种中介组织等,其中有些是公开的活动,有些则是若明若暗的,并且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机构、活动混杂在一起,真假难辨。”朱高峰说,“广大学生和家长是直接受害者。问题在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长和学生们更多时候是自觉自愿,甚至是抢着来受害,实际上他们是被绑架了。”
淡化竞争性的教育政策
针对“过度教育”问题,参加上述论坛的多位专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教育产业化”弊端。
朱高峰指出,基础教育中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办教育以营利为目的的必然产物。教育行政部门不仅需要否认教育产业化,还需要对教育产业化的种种表现及其后果进行研究和清理,以遏制教育产业化的不良表现。
“国家投入不够,学校就要自己去赚钱。赚了一些钱,可风气坏了,一些人的心野了,一些老师没心思了。市场化对基础教育的伤害是致命的。”温儒敏认为,现在需要有更强硬的措施摒除产业化对“过度教育”的不良影响。
“单纯就利益链本身来解决‘过度教育’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朱高峰说,还要从社会需求、基本制度等方面来澄清问题、提出办法。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论坛发言中说:“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但付诸行动,还会有困惑:校长也不愿让教师和学生压力太大,但升学率降低怎么办?教师也不愿让学生太苦,但学生成绩下降怎么办?家长也不愿让孩子太累,但将来上不了好学校怎么办?”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巡视员朱慕菊告诉记者,“过度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可以说是教育体制竞争性的负面影响。“升学率成为教育领域的GDP,这一竞争性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政府部门对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要扭转不良竞争,政府需要系统地介入和解决,淡化竞争性的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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