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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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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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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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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慧/文图  
针对时下的教育热点话题,教育人也经常反思教育体制以及学校领导者的行为。作为学校管理者,到底该做什么样的教育?只注重眼前利益,还是应该为学生的未来负责?针对这个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教育专家吴非。
教育常识遭遇尴尬
教育要做的本是践行常识,没想到现在竟然弄到要“坚守”的地步。一些学校和教师成为应试教学的坚定拥护者。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这些年,不止一次听到校长和老师们说,虽然明知道一些教学行为违背了教育常识,但面对教育压力,防线一再被突破。您对此怎么看?
吴非:教育要做的本是践行常识,没想到现在竟然弄到要“坚守”的地步。“教育GDP”的压力,让教师、校长步步退守。现今,教育界也模仿经济社会和官场,把一切工作都指标化,开口就要数字,公开地宣扬实用主义。
有位校长说,一位市长履新,第一次视察学校,大家有很多期待,可是市长下车握手时第一句话是:“今年考取多少人?”第二句话是“一本率多少?”第三句是“你们的升学率还不够高啊!”这样的问话,完全不顾学校的实际情况,心中有的只是数字和结果。
这种“教育GDP”给教育界造成的灾难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消除的。因为这种非理性的“教育观”造成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形成一系列的困难并恶性循环,越陷越深。最大的隐患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被迫违反教育常识的同时,逐渐失去教育理想,忽视专业发展,成为应试教育生产线上的部件,为产出平庸的学生而机械地运行。虽然无法用数据来评说,但基础教育界内部很清楚,在平均学历提高的同时,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并没有实质的提升。教育理想的迷失,也带来职业操守的迷失。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教育管理者在日后的教育工作开展中该如何做?能否在追求“教育GDP”的同时,又办出自己的学校“特色”?
吴非:教育有自身的规律,教育教学要依据常识。教育不是产业,学生也不是商品。既追求“教育GDP”,又要标榜“特色”,这只能是摧残学生的教育。比如,规定学生在校园的一切活动都要以跑代走,节省时间来学习,这叫“教会学生珍惜时间”;作业负担过重,学生做到半夜没人管,白天学校在教室“统一午睡”,让领导检查,这叫“充分关心学生健康”……造假成风,作秀上瘾,完全不顾这一切都被学生看在眼中、记在心头,有可能模仿并逐渐形成“素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大家都比“教育GDP”,虚构“特色”,按教育规律办学反而成了异端另类,一些恪尽职守的优秀教师反而陷入了困境:如果他们“顺应潮流”,则意味着不得不背离教育常识,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而如果坚守常识,那么除了原有的教学困难,他们还不得不去应对那些敢于锯短木桶第一块板的人。学校用高考分数来评价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用升学率来评价学校工作,政府用家长的“满意度”来评价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
一些名校也放下身段,变得“务实”起来——务“教育GDP”的实。目前已形成了这样的“逆淘汰”局面:搞假改革的理直气壮,煞有介事;遵守教育规律办教育的则困难重重,危机四起。那些“锯短木桶第一块板”的学校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得到了体制的嘉奖,这无疑是一种诱导。一些学校和教师因获得了巨大利益而成为应试教育的坚定拥护者。一些地市在荣誉称号评选和教师职称评定中,公开把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申报人提交的论文也有很多是应试研究,相当一批应试型“特级教师”也在应试大潮中涌现出来。
教育不能量化
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连串的数字或分数,很难量化。教育在当今所做的一点一滴,其作用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后才看得出来。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这种“教育GDP”给教育界造成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
吴非:目前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不可能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很难培养他们对文化和科学的热爱。这种教育不但没能使他们享受到幸福,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的人,反而给无数青少年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学校以极端功利的手段让学生疲于奔命,教育给他留下的记忆会是什么呢?“教育GDP”对人的伤害,迟早会显现出来,时间越久远,越难纠正;错误的教育比没有教育更可怕,它会长期潜伏并起作用,一点点地腐蚀人的灵魂,一点点地毒化社会风气。“文革”前和“文革”10年中的教育,对伦理道德体系的破坏,对人的灵魂的扭曲,留下了数不清的麻烦。当今社会各种落后粗野的现象以及种种病症及伤痛,其实是几十年前错误教育的后果。
同样,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会在未来的年代显现出来。这是教育必须对民族未来负责的依据。具体而言,如果一名高三学生整天追求“考高分”,他不可能飞得高、走得远。当他只知道“多考一分就能压倒1000人甚至更多人”的“硬道理”时,他的胸中已没有责任这粒种子的位置,不可能有值得记忆的教育之美。只有竞争,不讲合作;只求成功,不计手段。当极端利己主义的功利教育在全社会蔓延后,一个民族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教育精神被腐蚀,教育生态被污染,后果比天灾更可怕。
教育学家张焕庭先生谈到旧时代的教育时说,当时办教育的人可以分为三种:教育家、教育官和教育商。他的分类好像至今仍然有意义,只是如今的“教育商”和“教育官”个个都称自己是“教育家”,有些人不懂教育、不爱教育,却一心一意地玷污教育。在一个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完全可能存在文化教育大倒退的危险,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既然经济建设上去了,那么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就不可能不随之前进?您觉得经济建设和教育有没有这样的联系?
吴非:教育的性质和经济建设不同,教育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突飞猛进”;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或分数,很难“量化”。教育在当今所做的一点一滴,其作用很可能在久远的年代后才看得出来。2000年,我访问1949届校友袁隆平时,他坦言当年从中大附中毕业时,有些科目成绩并不好,但他一直保持着童年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这些禀赋又在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中发展为独立思考的习惯,形成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又使自己明白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经历曾引发我对基础教育性质的思考,让我想到,学生最重要的学习动力在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热爱”。
教育,正是在为民族的未来播种。
教育要着眼于未来
我们不能因为学校的生源差,就用加班加点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不能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就用超负荷的作业去折腾学生。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面对愈演愈烈的“教育GDP”,我们应该怎么做?
吴非: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需要行动,不能把问题全都推给下一代,推给未来。我们这一代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办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不能因为办学条件差就实行非人道的教育;不能因为学校的生源差,就必须用加班加点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不能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就可以用超负荷的作业去折腾学生;更不能因为要那个眼前的“教育GDP”,就可以无视一代人未来的幸福,无视民族的未来……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具体到教师,如何在体制的制约下为学生的未来着想?
吴非:作为教师,虽然缺少控制局面的能力,甚至对一所学校的办学道路也无力干预,这不能说是教师无能,是体制的制约让教师的思想和智慧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教师依然可以影响学生,依然可以在他们的心里种下理想和信念,他们的课堂仍然可以遵循教学规律、按常识办事。
为了在困境中站直,教师要有自觉学习的意识,在学习中寻找并充实自我,在实践中发现创新。很多青年教师是从应试教学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们通过不间断的自觉学习,从阅读中了解了基本的教育原理,在实践中有自己的发现,从而树立正确的教育信念。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能抛弃个人利益,忠于教育理想。这些人虽然未必得到现行体制的客观评价,但是如果能少受干扰,他们的自我提升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形成积极的改革力量。
我们郑重其事地思考一些问题:用目前这种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学生,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样的学生,能否担负民族进步的责任?如何在更大的格局下考察当下追求“教育GDP”的可能后果?
我们的社会可能需要一次教育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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