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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啥要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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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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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啥要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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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古平  
据报道,今年是“史上最严厉的高考”:考试前,猜题、专家在线辅导、各种政策的解读成了考生、家长、学校关注的焦点;考试中,从公安到交警,从环境噪声的限制到各种高考经济异常活跃,甚至一些地区政府主要领导也都会到各个考场去巡视。考场内紧张肃静,考场外黑压压一片是焦急等待的家长。这一幕,年复一年,似乎越演越烈。在一些人看来这很正常,因为这是决定考生一生命运的考试。
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甚至遍及许多国家。这个符号的出现,使得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花费成了一种投资。我们整个教育的宗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成为下一代谋求一个好职业上来。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直言,现行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出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道“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知识阶层容易成为权力附庸、市场奴仆”?
人们不禁要质疑,精英们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谁来改变?也难怪人们会痛骂一些精英,但前仆后继的高考学子又会成为怎样的精英?
恢复高考之初,“高考改变命运”深层次的内涵是中国的发展依仗高考的选拔,而且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来解决未来高端决策人才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技术精英。和文革废除高考相比,个人命运的改变也在其中。结果后者实现了,前者几乎被搁置了,这是“高考改变命运”之后出现的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有关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
大学教育的基准是让学生在不同的学科方面都能得到高层次的发展,从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到本科教育,直至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其跨度非常大,各个学校学生的实际水平差异就更大了。而今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出现许多实际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毕业之后不能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改专业、改行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有人才过剩的原因,更多的是所学专业和个人兴趣相左,也不排除所学专业的经济回报低于预期的原因。有一些学生上大学是为了一纸文凭,部分高学历者就依仗这张文凭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改专业不足为奇;报酬受到高度关注也出现了极端,名校毕业生期望值过高,票子、房子、车子、户口都想一下子全部到手,即便就业,也是频繁跳槽,最终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也不足为奇;不乏也有些学子在校成绩并不够理想,但社会实践经验却非常丰富,继而在职场上成为佼佼者。
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既不经济,也存在价值取向的缺失问题。于是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为啥要上大学?
“文革”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提倡的是“革命的学风”。这种提法过于说教,“学风”讲得天花乱坠,未必就能践行。现在不再时兴说教,那么又应该如何让学生树立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年轻人需要有什么样的理想、梦想和志向?
“我们为啥要上大学?”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话题。社会阶层出现多元化之后,不可能再用一种价值一统考生,如果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到如何改革高考上,那么引发的可能就会是各种利益的博弈,从而削弱改革的初衷。教育本身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确保选拔的公平,学校发展、专业设置要从社会发展的需要着眼,而不是盲目于家长的跟风;社会舆论,包括媒体的引导,要立足于恪守公民的道德底线,做高考降温的催化剂,而不是只顾媒体的商业利益而扭曲价值取向;作为家长,不能只顾眼前,要为孩子的一生考虑。
树立一个社会良性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其中制度保障尤为重要。我们必须认清,如果一个社会“重建良善社会得靠底层平民”,而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独立人格的价值、社会彼此信任都已经消失殆尽,大学也未必能造就一流人才,这才是教育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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