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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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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师逃离折射当下教育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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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晨辉

    严航凡是来过方书贤办公室的人,都会不自觉地问他:“你真是数学教研组唯一的‘党代表’?”
  
  方书贤已在河南开封市某中学待了22年,现任该校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的身边曾先后来过5个男教师,但几乎是每两年走一个。如今的数学教研组,除他以外,其他13位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女将。
  
  对方随即再问:“他们为什么会走?”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育局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为何“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
  
  《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以及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第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第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一些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吴国珍所说的“深层次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在一些地方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某地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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