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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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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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最需要给孩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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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加文 

 

    《布伦迪巴》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犹太艺术家创作的儿童歌剧。“二战”中一些被囚禁在捷克特莱津集中营的犹太儿童,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坚持演出这个剧目。此剧在集中营演出了55场,成为大家的精神依托。
  
  特莱津是捷克的一个小镇,“二战”中,德国纳粹将其改造成集中营,囚禁了大批犹太人,其中包括很多儿童。集中营内环境恶劣,却聚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艺术家,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女艺术家兼儿童教育家弗利德。她和其他艺术家组织孩子们学习音乐、绘画和诗歌,用艺术之光来驱逐孩子们心中的黑暗,让这些幼小的心灵尽量远离现实的伤害,在艺术和知识的氛围中学会表达对美、善的坚持与追求。
  
  弗利德竭力用一切可能的艺术手段,使得孩子们保持正常儿童对美的敏锐感知。她为自己的民族保存了一个个未来。
  
  特莱津集中营里的孩子大都在十几岁时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了,但他们创作的绘画作品、诗歌历经风雨留存至今。这些作品让人唏嘘不已——一边是天天食不果腹、时时处于生死边缘的牢狱生活,一边却是积极向上、充满阳光的稚嫩图画和诗句。这种强烈的反差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思考。
  
  “90后”学生钟道然在《我不原谅》书中总结中国教育有“三宝”——背书、做题、天天考。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形象深刻。表面上,我们的很多学生成绩很好,非常聪明,可深入观察其生活状态,就会发现,许多孩子恰恰缺失了作为“健康人”应该具有的东西。弗利德能够在危难中用艺术唤起孩子们对善和美的追求,而如今太平盛世的中国教育应该带给孩子们什么呢?愚认为:最急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三种东西——批判性思维、人文精神和公民意识。
  
  批判性思维不同于寻求标准答案式的思维,也不是简单的怀疑主义,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想法去创造。
  
  批判性思维就是打破固有僵化的、墨守成规的思维模式,敢于独立思考、挑战权威,发出自己可能不全面、不成熟、不正统但却有个性、有锋芒、有新意的声音,正如陈独秀所言:“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但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钟道然说,中国教育就好比一条流水线,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人型机器”,一遇到问题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用固定模式思考,得出的不是灵光闪现的个体智慧,而是预设好的标准答案。从本质上来讲,这甚至算不上思维,当然更谈不上批判性思维和“思考的乐趣”。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激发,目的就是要点燃孩子心中的激情和火焰,让他们自己主导自己的人生之路。教育一定要让孩子懂得: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人的强大不是肉体而是思想,思考决定了人生的高度。每个人生来就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就像每个人的DNA不同一样,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真正的思考建立在批判性思维之上,这是人之为“人”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中,那位貌不惊人的基廷老师在上课时突然站在桌子上,采取另类方式让学生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性,被称为“我的船长”。有“美国将军摇篮”之称的西点军校,其校长戴维·亨通也认为,21世纪军官成功的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维。
  
  人文精神就是要学习文史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常识,懂得欣赏生活中的善和美,具备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修养。
  
  作为一个人,既要学习实用技能作为谋生手段,更要追求形而上的东西安身立命。学生搞好学习天经地义,可只知做题、考试,固然可以获得暂时的优越感、胜出感,却培养不了正常的人格和健康的心态,也安顿不了内心。
  
  如果一个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上的贫困者。中国古代认为只有具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才称得上君子。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学生的人文修养,但往往停留在一种简单化、实用化、功利化的倾向,表现为言古典就是《论语》,言艺术就是考级,言西方就是英语,其结果就是舍本求末,表面上看是有了技能,却没有获得表象背后的神韵、艺术背后的浪漫和语言背后的文化,最终也很难熏陶出那份宝贵的人文素养。
  
  我们每天吃饭都要吃“五谷杂粮”,讲究营养均衡,教育更应如此。我们的教育应在重视课堂学习的同时有意识引导孩子们读一些文学、艺术等“无用之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艺术活动,为孩子们打开了解世界、认识生活的多扇窗户,使他们有心情、有时间停下来欣赏平时无暇顾及和体验到的美好,回归到应然的生活之中,认识生活的本来意义。这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公民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倡导的是平等、尚法、守信并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它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
  
  法国对哲学教育非常重视,将其列入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只有通过才有资格进一步申请其他考试从而被大学录取。事实上,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在法国普及哲学,而是为了培养人的公民意识。
  
  与此相比,我们现在的教育仍以应试教育为圭臬,以高考为指挥棒,以实用专业为目标。如此一来,我们虽然培养了众多文理科状元,并在国际学科竞赛中多次问鼎夺魁,但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是公民教育的严重滞后。现在的孩子可以在考试中纵横捭阖、独领风骚,却对学习以外的常识极度匮乏——表现在要么娇生惯养,缺少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要么唯我独尊,缺少基本的合作意识;要么功利至上,缺少纯真的情感和爱心;要么崇尚小我,缺少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教育倘若照此下去,很可能培养出大量集工具理性巨人和价值理性侏儒于一身的“病”人。
  
  因此,我们的教育要向学生普及民主、自由、理性、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让他们从内心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都有边界,每个人都要遵从心中的道德律令,每个人都要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个人都要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所担当。只有这样,才能造就真正的现代公民。
  
  赫尔加是特莱津集中营幸存的女孩,她在回忆艺术教师弗利德时说:“并不是绘画教学的技艺使得孩子们变得不一样,而是她给孩子们传达的自由的感觉——是她自己内心对自由的感情,而不是技艺。”可以说,正是以弗利德为代表的犹太艺术家用心传道、用情育人,才得以把孩子们从恐惧、焦虑、惶惑的心理状态中引开,让他们拾起他们失落的、最宝贵的东西。
  
  这些正是中国教育当前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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