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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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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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自己的信仰,我用了整整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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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时,她是年仅20岁的军校学员;第二次表达入党的心愿时,她已是80岁高龄的重病老人。这位老校医说——

 

□ 本报记者 刘肖/文图   

 

    梁声翕的家在河南师范大学家属院的西北角,40平方米的小房子,光线不太好,屋里堆满了各种物品。这片教职工住宅楼,记者曾来过多次,但1月3日走进梁老师家时,我不得不承认,比这更陈旧、更杂乱的,此前我从未见过。
  
  梁声翕身上穿的明显是一件男装,一问,才知道是她外甥穿剩的。家里没有沙发,甚至没有一把软一些的椅子,我们就在北屋的两把方木凳子上相对而坐。可老人的神情中没有丝毫怨艾和不适,她用几十年未改的信阳乡音对记者说——

 

临走我总共有三个心愿,而今都实现了

 

     我是1933年生人,到去年就已经满80了。身体一直不好,光结核病就有十来种。2010年,我的颈椎染上了陈旧性骨结核,疼得路都走不成。如果动手术,要从颈椎上去掉两块骨头,再从身上移植两块骨头,医生说这手术对我来说太大了,恐怕下不了手术台。我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但我还有三桩心事,完不成的话,我就是走也会走得不踏实。
  
  第一件是捐献遗体。我本身是学医的,活着的时候为病人做得不够,死了要为医学研究继续做点贡献。2007年,我和河南省眼科研究所的眼库联系,立了捐献眼角膜的遗嘱。前年,我又联系了新乡医学院,将来捐献遗体,到时解剖一下,看看我身上这结核病到底是怎么产生病变的,免得别的病人再像我当年一样被误诊。我当即就办理了捐赠遗体的公证手续,不然,我无儿无女的,哪天走了,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这两年,总有人劝我去住养老院,我不去。角膜移植的最佳时间是死后6小时,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等着,到时候好以最快的时间完成角膜的移植。
  
  第二件是关于资助贫困生的。我这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我特别喜欢学生,看到有些大学生经济困难,连生活费都拿不出来,就想力所能及地帮帮他们。从1996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地资助了一些学生,一般是一年资助八九个,最多的时候一年同时资助14个。这两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这剩下的钱怎么办?我就到处找能帮我的人,直到去年暑假,总算落实了。我把积攒的10万元放在学校财务处,由学生处每年从新生中选择5位贫困生,由财务处把每年1000元的生活费打到学生卡上。我现在还在攒钱,攒下一些就继续投入,这样,就是我死了,仍然能继续帮到一些学生。
  
  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我想入党。2011年,有一段时间,我病得一口饭都吃不进去。我想,再不向党表达我的心愿,恐怕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于是,那年春天,我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2012年的5月24日,学校的离退休职工党总支第四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接收我为预备党员。一年以后,也就是去年春天,我如期转正了。这个时候,离我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整整过去了60年……

 

没有共产党,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

 

    1948年从潢川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毕业时,我还不到15岁,年龄太小了,根本当不了老师。我家孩子多,姊妹七个,夭折了三个,有个哥哥在重庆读大学,下面还有俩妹妹。我姑姑在汉口,没有孩子,我妈就让我去跟着姑姑,看将来能找个什么出路不。
  
  到汉口半年后,那里要解放了,到处人心惶惶的。姑姑要去广州,亲戚中有要坐船去重庆的,可谁也不想带我走,嫌我是个吃闲饭的。其中有一位表嫂,舍不下在汉口工作的表哥,临开船前突然决定不走了,多的这张船票就给了我。正发愁没着落呢,捞到了这么根稻草,我正好去重庆找我哥!
  
  到了重庆,重庆也快解放了,哥哥想把我接到学校去,嫂子不愿意。哥哥还在上学,没有经济来源,嫂子又怀了孕,嫌我是个累赘。那天,我上午刚到哥哥学校,晚上嫂子就出走了。哥哥慌忙出去找她,把我留在宿舍里。
  
  天很晚了,哥嫂都还没回来,我越等越委屈,心想活着真是麻烦,干脆跳江死了算了。在长江边坐到后半夜,我就想,总说这儿解放了那儿解放了,解放是个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呢。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要等着亲眼看看,到底什么叫解放……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1950年5月1日,我考上了川东军区卫校,就是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1952年7月1日,我被分配到军区直属医院,成了一名外科的助理军医。
  
  1951年6月,我在卫校的时候,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们去参观渣滓洞、白公馆时,看到那些革命党人遭遇那么惨,可对党的信仰依然那么坚定。又想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没有共产党来解放,我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饭也没得吃,能不能活下来都很难说。所以,我决心要像那些老革命一样做个共产党员。
  
  1953年3月,从辽宁丹东转来一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伤员,有300多人,我们没日没夜地救治、护理,连着干了一年,圆满完成了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当时,我们外科还没有一名党员。经过这一年的锻炼,我觉得自己离共产党员的标准又进了一大步,于是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那年,我正好20岁。
  
  后来,党组织专门找我谈话,先是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和我要求进步的心愿,又说,因为我父亲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做过事、解放后被镇压了,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要想入党,需要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60年不改初衷,算不算经得起长期考验

 

    1954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剑阁县人民医院,不久结了婚,爱人是成都空军的。1959年,他们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我也要求跟着去。
  
  我曾经看过苏联小说《勇敢》,写的是苏联共青团员建设西伯利亚共青城的故事,看得我热血沸腾。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经受党的考验。
  
  都说“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去了才发现真是这么回事。来我们外科看病的经常有被野兽抓伤的,有个男的被熊瞎子追,熊抓住了他的屁股,他就用手去挡,结果手被熊撕掉了。我家离单位有5公里,全是泥路,我一天要来回4趟,一大早去学习,晚上还要去值班,每天回到家都10点多了。天那个冷呀,路那个黑呀,说不害怕是假的。
  
  在北大荒,吃饭要靠我们自己。医院里每天安排两个人值班,其他人都要下地劳动、开荒种粮。我还开垦了两亩地,种的庄稼至少保证了自己的口粮,不给集体增加负担。每到感觉挺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党在考验我呢。
  
  1964年,我宫外孕大出血,身体极度虚弱。做手术时,子宫被摘除,这辈子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出院之后,我就向爱人提出了离婚,我不想耽误他。就这样,在北大荒干了5年之后,带着一身病,和永远不能生育的遗憾,我调回了老家信阳,在淮滨县医院上班。
  
  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我被人诬陷是“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遭到批斗,还和“地富反坏右”分到一组,参加政治学习。我当时就说:我跟他们不是一码事。就是挨斗,我也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仰,我把这也当成党对我的考验,直到1973年被平反。
  
  这几十年中,我没有再写过入党申请书。我觉得自己不够条件,在北大荒才干了5年,没能实现理想就离开了。调到河师大校医院后,因为身体不好,工作也做得不够出色,我不好意思提入党的事儿。但我始终信仰共产党,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为了自己的信仰,我愿意用一生的努力来证明。
  
  不是有种说法叫“盖棺定论”吗?前两年病得快不行时,我就想,不管党批准不批准,我都要说出我的心愿,再不说,恐怕这世上就没人知道,60年来我对共产党有多么热爱、多么忠诚。

 

 

梁声翕近照

 

 

一生无儿无女的梁声翕特别喜欢孩子   翻拍照片

 

 

梁声翕和她资助的大学生在一起 翻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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