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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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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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他毫不犹豫地为濮阳市一位身患急性白血病的女教师捐献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此举打破了我省在此项捐献上的零纪录。谈起初衷,刘新伟说——

 

□ 本报记者 靳建辉 

 

    1月20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刘新伟时,却被告知,他陪同生病的妻子已经来郑一个星期了,如今就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医院里。
  
  听到这个消息,记者立即赶往医院,在病房里见到了他。对比一下2003年本报报道时所拍摄的刘新伟的照片,他现在明显胖了一些,毕竟已经间隔10年了。他说话的语气很舒缓,让人听起来十分舒服。那天,阳光正好,从窗外照在刘老师的身上,他的一番回忆就在病房中铺展开来。
  
  献血偶遇红会骨髓资料登记入库,无意中竟与患病同行配型成功那年,我整30岁,用现在的话来讲,正是男人“一朵花”的年龄。
  
  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献血是在郑州读师范的时候,参加工作后又连续献过很多次,到现在算下来大概有5000毫升了。
  
  那是2003年4月的一天,说来也巧,我在献血的时候,正好碰到咱们省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的工作人员在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样本,要登记入库。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如果能救人一命也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就当场填了一份表格,做了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9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接到红会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说是我的造血干细胞样本跟一名叫朱海英的患者初步配型成功了,并且朱海英还是咱河南濮阳的一位女老师,更巧的是我们还同岁。
  
  工作人员告诉我,朱老师患急性白血病已经整一年时间了,在所有直系亲属中,竟然没有一个配型成功的。她本来已经放弃希望了,没想到在资料库里找到了我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样本,一对比,竟然与她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很相合。
  
  我也很惊喜,4月份刚刚填报,还不到5个月就跟一名患者配型成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我知道的,这个几率很低,几千人甚至几万人里面才有一个。这也是一种缘分。
  
  红会的工作人员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到郑州做个检查,进一步确认一下。救人如救火,赶的就是时间。况且,这一次检查很关键,将最终决定配型的成功与否。我想早点去,如果不成功,至少人家还有继续寻找骨髓源的时间。
  
  第二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坐车直接到了郑州。因为检查要空腹,所以早上也没有吃饭。红会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到车站接我,然后直接去了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完,我就回新郑等消息了。
  
  后来,红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真的没想到我会那么爽快就答应了,他们原本还想着通过学校给我做一些工作呢。
  
  回到新郑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跟小学生参加考试前的心情一样。我盼望着结果赶快出来。天遂人愿,我很快就接到了红会工作人员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欣喜地告诉我,我的造血干细胞不但和朱老师配型成功了,而且与她的HLA配型位点竟然高达6个,一般都只有4个。从医学上来说,相似点越高,手术中患者所承受的痛苦就越小,移植成功率也越高。
  
  30年一直平凡,未曾想一朝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从术前准备到做手术,中间需要七八天的时间,术后也有一段休养期。自己做善事,也万不能耽误了学生的学习。我特意找了一位同事帮忙代两个星期的课。
  
  9月18日,红会派车把我接到了郑州,安排在了纬五路上的白鹭宾馆。我每天早上,要到医院注射一次集落刺激因子(药物动员剂,使外周血液中造血干细胞大量增加,满足移植需要),这一打就是7天。
  
  早上打完针,余下的时间就在宾馆休息。我觉得这样在郑州待着怪没意思的,就寻思着早上打完后回新郑给孩子们上课。我把这事儿跟红会的工作人员讲了,人家不同意。他们担心我回去后可能会接触到污染源,影响到既定的造血干细胞采集时间。我心里想,他们也可能害怕我回去之后,在思想上会产生变化。
  
  我这个人脑子里一根筋,自己答应的事绝不会半途而废,更何况那是一条人命啊。她的人都已经推进高压仓了,学生们还在等她回去上课呢,这事儿开不得玩笑。虽然我跟他们做了保证,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回去。
  
  在宾馆里,我还见到了来自江苏常州的顾双林和一个焦作的小伙儿叫宋东方,他们是另外两名患者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那时起,我们三个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终于等到了9月24日。那天,我早早地起了床,到河南省肿瘤医院进行捐献造血干细胞前的最后一次体检。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8点钟,我又乘车赶到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一进血液中心的大厅,我登时愣住了,里面围满了人。有大人,也有孩子,还有各路的媒体记者,长枪短炮一下子把我围住了。说实话,我心里很紧张,自己30年来都没有这么拘谨过。一直平平常常地生活,哪想到有一天会成为那么多人关注的焦点。后来,我听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讲,才知道自己是咱省第一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8点20分,造血干细胞采集开始了。护士把针头插在我的手臂上,血液就顺着针管流进了全自动血细胞分离机内。我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眼睛看着门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打开,不断地有人到床前探望我,也不说话,静静地陪我一会儿,这对我触动很大。
  
  大概过了3个小时左右,采集终于结束了。那时,我的身上又酸又麻,停了好大一会儿才从床上坐起来。手指头全都僵硬了,中午的饭我都没吃。一直等到晚上,手才慢慢恢复过来。
  
  捐献前担心父母年纪大进行隐瞒,二老看到电视报道后彻夜未眠采集完第二天,我刚刚睡醒,电话就响了。接起来一听,是老父亲打来的,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果不其然,老父亲在电话中劈头盖脸地把我一顿吵骂。
  
  我很理解老父亲那时的心情。第一次到郑州做检查,回去后只把情况跟我爱人说了一下,并专门交代她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二老。因为人家都说取造血干细胞,要在骨头上做穿刺,考虑到他们都年纪大了,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也不懂,知道了肯定会担心害怕。一直到采集前一天,我还告诉二老,是学校派我到省里参加学习的。
  
  我没料到的是,当天晚上,省里市里许多电视台的新闻都播出了。我的父母正在家里看电视,我父亲看着看着就指着镜头中的我说,那不是小伟吗?我母亲当时还不信。最后仔细一看,就是我。确认是我后,老两口一夜都没咋睡。天一亮,就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于是,在电话里,我不得不跟他们好好地解释了一番。知道对身体没什么危害后,我父亲就说:“这么大事,你也不跟我们商量。这是救人积德的事,说清楚了,我们咋会不支持呢。”接着,就心疼地嘱咐我赶紧把身体养好回家。
  
  在医院又休息了几天,觉得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新郑了。
  
  中间,隔着高压仓的玻璃,红会安排我到医院与朱老师用电话说了几句话,那时候她的身体还很虚弱。后来,听红会的工作人员说,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朱老师恢复得挺不错的。
  
  这些年,我的身体一直没有什么变化,除了有些发胖。作为红会的一名志愿者,我也经常义务参加他们组织的公益活动,帮助他们整理一些材料。为了让更多的捐献者了解造血干细胞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捐献者的行列,我就自己现身说法,为他们答疑解惑。我感觉,除了教学之外,没有什么事比这更有意义了。
  
  前几天,咱们省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了400例,有记者专门来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咱们中原儿女身上都具有黄河母亲的精神,黄河在奔流到海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吸收来自小溪流、小分支的灌注,这样才有了奔流入海的气势。咱们1亿多河南人每人都献出一点爱心,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绝对能够挽救更多的人。

 

 

1月20日,刘新伟在病房照顾生病的妻子   本报记者 靳建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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