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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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带着学生们“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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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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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带着学生们“打游击”

    早产的儿子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无奈之下从工人的岗位辞职回家。因一份打杂的工作接触到留守儿童,毅然办起留守儿童学校。办学14年,却搬了3次家。她说——

 

□ 本报记者 梁慧 丁玺 

 

    第一次接触到朱秀霞是因为当地通讯员的一篇稿件,读毕,记者被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脑海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她的故事传播开去,感染更多为理想而坚持的人。
  
  第二次与朱秀霞接触是在电话中,刚开始的交谈她还很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放下了思想的包袱,向记者娓娓道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电话中她或欢笑,或感叹,或悲声恸哭,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记者说——

 

    因为儿子,我由会计转变角色成“教师”
  
  我的母亲生了6个闺女和1个儿子,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因为家里孩子太多,1989年我高中没毕业就开始工作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听到村头小学传出的读书声,联系到自己从此再也不能踏进学校的大门时,我的眼泪可劲儿地流,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后来,父亲在郸城县冶炼厂给我弄到了一个工人的指标,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会计。
  
  我1994年结的婚,结婚的第三年生了一个女儿。但是,由于家里的传统观念比较重,一直想让我再要个小子(儿子)。所以在1999年我又怀了第二胎,没想到第二次怀孕我竟然患上了妊娠期综合征,而且特别严重,身上、脸上都浮肿了。没办法,我就做了剖腹产手术。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才两斤半,全身的皮肤都是透明的,像个小老鼠。我抱着他,心里差不多要绝望了。这还不算完,医生又告诉我,孩子还被诊断出智力发育迟缓,3岁以前各方面都跟不上正常的孩子。这事儿放到谁身上都不好受。况且那个时候我都30岁了,好不容易才有了个儿子,还智力有问题,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但是,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命运就这样安排了。我辞去了会计的工作,回到老家淮阳县冯塘乡和老公24小时轮流照看儿子,一直到他渡过危险期。后来听说,医院里还有两个和我儿子一样早产的孩子,出生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那时我的内心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打破医生的谶言,用母爱感化一切。
  
  日子一天一天过,儿子的身体状况也在不断地转好。除去照顾他的时间,我在冯塘乡职业高中的幼儿园找了份打杂的活儿,每天负责照料孩子们的衣食住行。而那些孩子中间大多是留守儿童,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母两次面。也许是照顾的时间久了,也就产生了感情,我突然产生了把照顾这些孩子当作今后唯一的事情来做的念头。办个留守儿童学校,既有时间照顾儿子,又能给儿子找到玩伴,何乐而不为呢?
  
  辗转奔波,我和学生们成了“游击队员”
  
  2002年,我在乡里租了一间房子,简单布置完毕,便开始正式招生了。我骑着自行车,挨村挨户地跑。大中午的,四周都是一人高的玉米地,一个人也没有。我害怕地把车子蹬得飞快,到了村子里还要防备着不被狗咬。直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腿上还有骑车摔倒和被狗咬留下的疤痕!
  
  那一年,只有20多个实在没人照顾的留守孩子被送到了我这里。
  
  孩子少,我不在乎,只要用心了,总能越变越好。同年下半年,孩子就又增加了几十个。但是屋主嫌孩子们闹,就没再把房子租给我们。
  
  不租就不租吧,孩子一多,房子本来就很挤,正好换一个大一些的房子。于是,我又把学校搬到了乡政府旁边的一所民房里。
  
  这些孩子每天的吃住洗穿都由我亲自料理。我还记得,那时有个叫杨文科的孩子,睡觉爱发癔症,半夜站起来就撒尿。和他住一起的孩子叫朱飞宇,正睡着被尿淋醒了,惊叫着“朱妈妈,下雨了”。我开灯一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2005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又一次不得不带着孩子们搬家。这次我把学校搬到了乡兽医站。当时,兽医站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四周都是荒草和大坑。我自己用白灰把房子粉刷了。为了防止下雨漏水又用塑料布把房顶钉上,累了歇一歇再干。
  
  当时家人也有些不理解,就连村里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中有很多人泼我的冷水,说整天带着一群孩子从这挪到那,活脱脱是一群游击队员。我不理会。那时,我一天最多休息两三个小时。等到开学后,因为老师少,我既要看儿子,又要带学生,还要准备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因劳累过度,我第一次吐血了。
  
  那时,乡下的野生动物特别多,蛇和刺猬到了夜里满院子都是。有一次半夜醒来,我看见床前有两条蛇正昂头看着我。当时屋子里只有我和几十个孩子,我生怕蛇伤到孩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我看着蛇,蛇看着我。它看我不动,感觉不会伤害它,又悄悄地爬回到床底下,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夜。
  
  峰回路转,得遇贵人实现多年夙愿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和孩子们最害怕下雨和打雷,因为下雨房子会漏水,打雷孩子们会因为害怕而哭泣。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活动的操场,有一栋温暖的房子。2005年下半年,我就借钱盖了第一所校舍。
  
  其实,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最难的是我的办学许可证一直办不下来。没有证,就难免会招来一些是非。那个时候我最怕有假记者来,每年都有七八批假记者到学校“催款要账”。因为没有证,我又不敢不给,不给他们就要挟说要给我曝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因为学校处的位置比较偏僻,围墙不高,学校里又都是女老师,我们连夜里睡觉都害怕。有一次,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男人偷偷翻墙进了学校,很快就被我们发现了,老师们当时都吓懵了,反应过来,掂菜刀、拿板凳把他撵出老远。回来后,个个都瘫倒地上起不来了。我心里后怕得不得了,这要是把孩子弄丢了怎么办。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老师们都是枕着“武器”睡觉的。
  
  就这样,我和孩子们在“名不正言不顺”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像打游击战一样。而“名不正言不顺”带来的后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从留守儿童学校毕业的孩子本地的一些小学当时还不接收。眼看着我自己的儿子也要上小学了。怎么办?
  
  当时就有家长说:“朱老师,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办个小学班吧!我们还让孩子跟着你。”得,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开一年级的课程;上小学二年级,我就开二年级的课程……最后我儿子小学毕业,我也把小学的课程开齐了。
  
  2011年,我终于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那年,我们县教体局的张萍局长下乡调研时,见到了我和孩子们。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很快审批下来了,10多年的游击队终于有了自己的校名“淮阳县冯塘乡陈庄留守儿童学校”。
  
  2012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原址上盖起了一栋漂亮的教学楼。
  
  如今,我的儿子已经读初三了,他会书法、舞蹈、主持,是学校的小明星,而且他自己编排的节目还上过河南卫视和周口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呢。
  
  现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太阳出来后,搬着小椅子坐到操场上,孩子们围在我身边打打闹闹,那时候似乎连地上的影子都会高兴得跳起舞。空闲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么几句话:留守教育十四载,童心未老鬓毛衰;心中有爱感天地,犹如一夜春风来。感谢那些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教育的好心人!
  
  (本文图片由朱秀霞提供)

 

 

朱秀霞在为演出的孩子化妆

 

 

2012年,朱秀霞的儿子陈书豪(中)参加河南卫视的“快乐宝贝秀”节目录制

 

 

如今,孩子们已经有了独立的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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