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版: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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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6 月 12 日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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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一度有了职业的倦怠感,恰巧命运也适时给了他改变的机会。他先后3次分别被抽调到乡政府、县政府和县教体局工作,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校园,做一名平凡而普通的乡村教师。闫付庆说——
我曾以为那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 本报记者 靳建辉 

 

    闫付庆家住安阳县水冶镇,他执教的学校在离家几公里外的许家沟乡北庄村小学。学校在一座山坡上,他每周都要骑摩托车去上班。去往学校的路曲曲弯弯、坑坑洼洼,人一过,身后时常是尘土飞扬。闫老师说,这条路就像他的教育路,曲曲弯弯,波折不断,他曾经按捺不住向外走了一圈,却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6月5日,面对记者的采访,闫付庆说——

 

    世界那么大,我那时很想去外面看看

 

    中师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没过几年,我就有了严重的职业倦怠。总感觉自己在这样一所相对封闭的乡中里工作太屈才了。尤其是听说当年几个学习成绩远不如自己的同学混得都比较好后,内心更不平衡了。世界那么大,我那时很想去外面看看。
  
  机会来了。2009年,因为我闲暇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几篇豆腐块儿,被乡党政办领导发现了。党政办那时正好缺少一个写材料的人,便有意把我抽调过去。
  
  但是,抽调到乡党政办后,我只干了一天就回学校了。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领导之间没有沟通好。校长跟我说的是,让我到党政办帮忙写一份材料,而党政办主任说的意思是让我在那里工作一阵子,暂且就不要去学校了。两方权衡之后,我当然要听校长的,尽管乡政府领导说可以协调其他问题,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事让校长和乡政府领导之间产生矛盾。
  
  另一方面还是感觉不合适。我在乡党政办工作的那天,正赶上乡里召开重阳节尊老敬老表彰大会。我在忙着写材料,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却都在闲着,海阔天空地谈着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儿。其间,还有一个同事旁敲侧击地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说我一天干了别人半个月的活儿,这不是故意跟别人过不去?那天下班后,同事们都领到了一份儿重阳节大会的纪念品,唯独没有我的份儿。
  
  那天晚上因为参加了会后的饭局,我半夜才回到家里。我第一次没有在晚饭后陪女儿一起读书,生物钟被打乱,一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尽管办公室主任饭后再三交代我第二天8点要按时到乡政府上班,我还是继续回学校上课了。乡政府领导后来又往学校打过几次电话,我都婉言谢绝了。
  
  再出发,依旧无法适应体制下的生活

 

    事情转眼到了2010年年初。一天刚到学校,校长就通知我,让我到县政府某办公室工作,说这是县政府和教体局的工作需要。
  
  我当时不知所以,到县政府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自己和几个月前安阳发现曹操高陵的事联系上了。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高规格的高陵发掘保护利用领导小组,从各机关抽调人员组成一个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我的消息,要抽调我过去工作,并许诺了我各种优厚的待遇。
  
  我当时觉得是在县政府,又是比较专业的工作,在那里不但可以接触到高级别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还可以认识不少媒体记者和学术界的名人,对自己将来的发展很有好处。再说,这事经过了正常的组织程序,我便答应了下来。
  
  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长期在学校工作养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与行政机关复杂的工作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在我的意识里,吃饭就是果腹充饥,穿衣就为遮寒蔽体。来到这里,才知道吃饭穿衣都是很有讲究的。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衣冠楚楚、穿戴整齐,只有我衣着朴素。领导专门找我谈话,让我注意自己的形象。
  
  和领导们在一起吃饭,规矩更多:座次怎么安排,饭菜怎么摆放,几个菜后才可以动筷子,先吃哪个后吃哪个,桌子如何旋转……一顿饭下来,因为规矩太多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才能不违背礼节,最后竟然把吃饭给耽误了。
  
  众多领导相互矛盾的工作指示也让我这个小卒无所适从。一次,县政府的一位领导给我布置一项工作,让我马上去做。我当时没有太多思考,想着既然是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就立即行动吧。谁知刚走到半路,便被办公室的领导叫回来,他给我安排了其他的事情。我给他解释说正在做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他却问我到底听谁的。还有一次,一位领导跟我要一份材料,我便向办公室领导请示,办公室领导劈头盖脸训斥道:“这还用问吗?”真是委屈极了!
  
  开会时,领导要求我们要学会察言观色,猜测、判断领导的意思,根据领导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去执行领导的意志。我往往也是不能做好判断,好心误事。
  
  这里的工作节奏和学校里截然不同,闲的时候闲得犯困,忙起来忙得头晕。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然后开始打扫办公室卫生。地是每天要拖的,桌子是每天要擦的,尽管桌子和地面都是一尘不染的。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领导不安排工作,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要是看书或者看报,就有“在工作时间干私活”的不务正业之嫌。我只好整天闲待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钟表发呆,看着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等到时针指向规定的那个数字,起身走出办公室,算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如果遇到上面检查,那又是另一番景象,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这样的工作状态,一下子持续了将近两年。
  
  走了一圈才发现,我的心思还是在校园

 

    2012年,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又被安排到县教体局做文字工作。当时我认为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工作性质应该更接近一点。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才知道,行政机关和学校教育完全不是一回事。
  
  进局里,我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对一些学校校长进行采访,挖掘学校先进的办学经验。平时我虽然也经常写一写,但是那根本不代表什么,因为写那些文章的时候,不需要技巧,只是直抒胸臆,把我的思想和认识完整清楚地表达出来而已。而在这写的却是新闻语言和公文性语言多一些。隔行如隔山,不同的文体之间也是如此。这不免让我作了难。
  
  我走访了几十位校长,硬逼着自己给每所学校写了一篇稿子,领导看过以后也基本上表示满意。但是,我知道,我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机关里工作,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冷冰冰的文字。把一个个文字码起来,然后根据需要掂来掂去。我天天忙忙碌碌,但是,我并不感到快乐,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也就在那一年,我参加了教育时报社组织的“第二届最具智慧力班主任”评选活动。在郑州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我结识了很多幸福老师,和他们在一起,我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我被他们同化了。聆听他们和学生交往的幸福故事,我感到,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是发自肺腑的,他们的微笑是真诚的。我进一步认识到,讲台也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舞台,粉笔照样可以书写不平凡的人生传奇。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在机关工作的,或许我天生就是教书的料。不出去不知道,走过这么一圈,我才发现自己的心思其实还是在校园。所以,干了七八个月,经过认真思考和慎重权衡后,我毅然做出了选择:选择回到学校,回到教室,回到讲台,选择了和孩子们在一起。
  
  现在,我的内心特别澄澈,不再艳羡那光彩陆离的外面世界,我知道,有些看起来很美的世界并不属于我,并不适合自己生活。现在,从中学到小学,从专职英语教师到包班教学,我对教育思考得更多,对孩子的研究更多,对教学的认识和感悟也更多了。

 

2012年,闫付庆参加教育时报社组织的“第二届最具智慧力班主任”颁奖典礼

 

 

闫付庆在县政府工作期间的照片

 

  

闫付庆回到校园,和孩子们在一起

 


  (本文图片由闫付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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