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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2 月 03 日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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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请适当留些空白

  分数就是学校教育的一切,这种思想才是“杀死”教师——“只有分数不见人”的真凶。试想,学校若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在管理中留点空白,也就能为人文主义留点空间。教育本是做人的工作,而人是多样化的鲜活的个体,这就需要在管理中引入现象学、解释学等人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

 
  用科学主义的思想来对教育进行量化考核,人的部分属性就会受到压制,教育管理的“科学主义”越强势,人文主义在教育里就越低微。

 

 

□ 郑伟

    在教师大会上,一位领导发表了重要讲话,有点意气风发的势头。他宣布,今后要将“考教师”的管理办法贯彻落实,不仅要求教师(与学生同步)参加学科考试(以下简称“科考”,以区别于教师的教学成绩),而且还要根据成绩对教师进行奖惩。对于“科考”成绩不好的教师,学校拟扣发奖金。
  
  此事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教育管理是否应该适当模糊,或者说,留点空白?
  
  一个教师的教学成绩是否足够好,“科考”成绩显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仅自己要有应试能力(这可能为学生的应试提供帮助),而且还要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不过,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被学生接受。表达能力可以确保教师在授课时条理清晰,学生能听懂授课内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教师不受学生欢迎,不是因为他的考试成绩不好,或是表达能力不好,或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太适合当教师。学生若是提出换教师,学校总会想方设法满足,就因为害怕影响学生学习。然而,学生学习不好,完全可能不是教师的原因,也可能因为学生自己不够努力。学生不够努力,又可能有家庭的原因,或还有前任教师的原因,等等。
  
  如此看来,教师教学业绩的好坏是多种因素的结果。“科考”成绩优秀的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也可能漏洞百出。那么,学校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假如说,教师的性格不太开朗,学生因此不太喜欢他,对其评价也就偏低,那么学校是否认为这位教师的工作有问题?又该如何来帮助他解决性格上的缺陷?如果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不强,又该怎么办?……影响教学的因素有很多,相互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学校将“科考”这一因素做到极致,似乎管理者非常清楚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有能力解决好各种矛盾。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教学,有很多因素可以对其产生影响,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一旦有了三个以上的因素,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复杂。
  
  撇开这些问题不谈,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教学是为教育服务的,教学成绩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育的全部。在目前的应试体制下,一个教书匠的教学成绩可能非常好,但他给予学生的教育却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当学校领导在力争使教学极致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教育的问题。
  
  这次学校要求教师参加“科考”,下一次可能就会让全体教师周末加班阅卷,再下一次又可能是让全体教师“宣誓”抓分数……然而,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作为“人”的教师便不见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性情的陶冶、师德的恪守、管理技巧的提高、知识结构的优化、人生观的开放以及他作为一名教师甚至是作为一个人的其他方面,学校都会无暇顾及。
  
  对于学校而言,这些方面说起来也重要,却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学校也希望教师个个皆为龙凤,各个方面皆为行业翘楚,不仅教学上非常杰出,学生的考试分数高,而且个个都能著作等身,甚至是享誉世界的教育家。但是,要花费物力财力去把教师提高到这种水平,学校是一万个不愿意干的。学校等不及教师发展到那一天,于是索性完全置之不理了。
  
  说到教育,每个教师的方法都可能有差异,或者说,每个教师的特长有所不同。一个方法对于一个教师很适合,却未必适合另一个教师。学生从这个教师受到的诚信教育多,从另一个教师那里受到的独立意识影响可能较多,那么,学校要管理好教育工作,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差异性?是不是要求教师的专业发展都保持一致?是否允许教师在教育中保持他自己的独特个性?……说到底,教育管理工作必须有一些空白点,为教师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提供空间。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教育管理完全可以借鉴工业管理的办法。很多人将德鲁克的话作为“管理圣经”来加以运用。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中建教授还在江阴高中实验学校做过“学校管理体系与ISO9000标准”的研究实验,并将成果付梓出版。然而,我本人对此持比较谨慎的保留态度。为什么?工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针对的是“标准件产品”的生产,教育则属于文化领域,文教应该是追求“自由与个性化”,而不是整齐划一。将工业管理的思想引入教育管理,这本来就有一个前提或隐喻——将师生作为“标准件产品”来加以生产。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曾归纳出中国教育中的“五条绳索”:功利主义驱动、专制主义坐镇、训练主义猖獗、科学主义横行、技术主义助阵。我以为,黄老师的分析是到位的。“技术主义”“科学主义”二者都是采用“精细化”的办法来将师生加以物化,使其最终不能成为大写的人。
  
  我的脑筋里始终盘桓着一个问题——民国时期出现的大学者、大家,在学校里工作时都是非常“懒散”的,有的不批改作业,有的考试后不认真批阅试卷,就“随意”给学生填写成绩,然而学校教务处竟能默许这些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这些现象在当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正如大家所公认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展曾达到了一个巅峰。这该如何解释呢?我思来想去,认为正是那时教师们的“懒散”,才为人文主义在教育中留足了空间,学生的发展才会个性鲜明,也才最终催生出了一个文化传奇。
  
  (作者系贵州省黔西县水西中学英语教师,教育学者,出版有《教育苦思》《疯人教育日记》《教育生态学》《重新发现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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