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锡良  

Z先生是广州某大学一位研究教育的教授，在业内小有口碑。他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相当调皮，但是聪明、灵活，学习上完全没有困难，可常常为了考试时忘记写上自己的名字之类的事情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里训话、当众批评，甚至留堂饿肚子。
某日，Z先生去参加家长会，想与班主任及任课老师沟通一下。但是，班主任在会前对家长们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家长中有教授、学者，但是，不要自以为是。在这里你们只能听我的，我所做的就是对的，没有别的余地，否则就不要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班主任那种不容置疑的样子，表现得相当自信，甚至有些霸道。这让研究教育的Z先生深感无奈。
后来，Z先生发现，中小学老师对于他们所教的学生基本上只关注两件事情：一是听话，不调皮；二是考出好分数。其他的在老师的眼中都不重要。
这种概括肯定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能说老师完全只关心这两点，但是中小学老师对这两点的关心无疑是相当普遍的。
听话驯服，其实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质疑问难、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人很少能被周围的人所接纳。无论什么层次的人际关系都莫不如此。Z先生的儿子的老师只不过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尽了他们的本分而已。要求学生考出好分数，这是一向追求出人头地的中国人的贯常做法。既然教育行政部门对老师教学业绩的评估与对功名、奖金、升迁的安排都离不开看学生的分数，那么怎么能够要求老师对自己教的学生不问分数呢？如果一所学校还有以分数为标准的末位淘汰制，那么老师们千方百计地甚至不择手段地把学生的分数搞上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谈中国的教育，如果有意回避传统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回避社会的制度，回避社会的结构，那么就什么都谈不清了。想一想，一些老师确实只关注学生的两件事：听话驯服、考出好分数。前者可以保证老师们相安无事，有职业安全感；后者可以保证老师教有成效，有教学成就感。除此之外的东西，虽然对孩子的成长可能更有帮助，但是确实既不在政府评估之列，也不在社会过问之中。另外，绝大多数的父母也是只关心这两样。大概只有一些研究教育的学者、专家、教授们才会把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看得比较重要。但是，前提仍然是不要因为调皮而出事，也不要因为有创见而使升学无望。要想在这几个方面兼而有之，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中国的基础教育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是对中小学老师进行师德教育或者业务培训就可以解决吗？我没有那么乐观。作为人，情与理之间常常都有鸿沟，而理与行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要树立一种新观念，并且在这种新观念下形成新的制度与新的行为风尚，确实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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