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转型：向学习共同体过渡
□ 郑杰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让教育变革真正发生，而不是“形式化”地发生。我不相信在原有的学校管理模式下能发生真正的教育变革。因此，我所着力之处，并不急于直入教改和课改领域，而是设法重建学校生态，使之自然生发改革的冲动。
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不容置疑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变革将不再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活动，而是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形态。”但是，意识到持续变革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趁势而进，顺利参与并完成变革。
著名教育改革专家迈克·富兰在《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中说：“我们正在进行着一场毫无结果的艰难的战斗。”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收效甚微。而在我国也同样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改革，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效果也令人质疑。失望之处在于：当我们提出教育改革的理念时，没有人不赞同。可是，具体到实践领域，一致赞同的理念却无法实施。于是，教育界的造假行为也就盛行开来。
之所以理念与实施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和冲突，问题不在于理念出了错，而在于现行的学校管理模式出了问题。现行学校管理模式在组织设计上遵循韦伯式的科层式组织结构，整个组织以效率为原则，围绕着组织目标进行设计，以便高效地达到组织目标。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整个组织的设计目的是如何实施有效控制。
而教育恰恰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特殊劳动。许多教育效果，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是无法监督的，或者说监督成本非常高，在管理上没有可行性。素质教育及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目标，实际上都属于短期内无法监督和控制的目标。
现行的学校管理模式导致了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绝大多数弊病。因为深受工业时代标准化批量生产方式的影响，学生学习的内容被分割成一门门的课程，课程的内容都是标准化统一设计的，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也比较单调，个性千差万别的学生，在学校按照同一个模子被“生产”出来。更为可怕的是，教师工作变成了单调的重复性的简单劳动。这既使学校失去了原本的教育意义，也使教师工作由于单调、缺乏挑战而失去吸引力，教师厌教的心态加重。同时，也正是将教师工作当做简单重复的劳动，学校管理强调规则与控制，使学校变得呆板和僵化，失去对环境的感知能力，没有了变革的动力。
教育变革不应该是机械的控制过程，而应该是一个渐进的生态化过程。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期望短期内发生奇迹的想法都是非常幼稚的。教育变革的真实发生在于营造一个宽松的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与氛围，使教师成为一个研究者、一个创造者，并使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掌握专业化的技能，了解学生、分析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将教师的工作看成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必然要求学校管理模式的变化。这样才能使教育变革自下而上地发生于教师教学第一线，发生于每一所学校。
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往哪个方向转变呢？我认为应该向学习共同体转变。
学习共同体、学习者共同体、学习型学校等提法，可能均与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有渊源。他在《第五项修炼》中指出，学习型组织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
台湾学者杨硕英说得更为详尽：学习型组织，是一种不同凡响、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它由伟大的学习团队形成社群，有着崇高而正确的核心价值、信念与使命，有强韧的生命力与实现梦想的共同力量，不断创新，持续蜕变。在其中，人们胸怀大志，心手相连、相互反省求真，脚踏实地，勇于挑战极限及过去的成功模式，不为近利所诱，同时通过令成员振奋的共同愿景，以及与整体动态搭配的政策与行动，充分发挥生命的潜能，创造超乎寻常的成果，从而在真正的学习中体悟工作的意义，追求心灵的成长与自我实现，并与周遭的世界产生一体感。
学校原有管理模式向学习共同体转化，也许其难度不亚于教育改革本身。难度在哪里呢？
学者杜育红先生在《学习型学校的专业发展——合作活动和策略》一书总序中说：“建设学习型学校最重要的不是一开始就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要改变过去过于精密的控制，给学校的发展与变动提供一个充足的空间。即学校要想发生真正的变化，在管理上与学校文化建设上必须首先给不确定性以足够的地位与空间，因为任何创新性活动正像进行科学研究一样，都是在未知领域的探索。因此，如果连不确定性的空间都不存在，学校的持续变革就只能是想象中的口号，根本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我很赞成将“不确定性”视为正常与必然的观点，也许，先给出空间和时间对于向学习共同体转化的过程来说是绝对重要的。但是，作为管理者，我们是否有权容忍并能容忍多少不确定性？
美国学者罗宾·布鲁克·史密斯认为，真正的创造性的状态不可能出现，除非系统的参数被调整到最优状态。这些参数包括：一是信息流动，主要指信息流动率、质量与可得性；二是多样性，但太过于多样而没有约束会导致无政府和随机状态；三是权力，责任被赋予一系列的权力，但不能过于民主，太民主了，就没有人会负责，系统就会缺乏有效决策而变得僵化；四是连接性，指团队与个人的融合程度，这种融合往往通过忠诚、情感与分享等形式来实现。这四个参数或许只能在实践中体悟，而不能在计划中预设。
此外，学习共同体的一个必要特征——共同愿景，也并不是容易形成的。之所以将其称为共同愿景而不是组织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同愿景来自组织成员的内在需要，也就是组织成员自愿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的理想，而不是由外在强制实行的组织目标。按照彼得·圣吉的说法，它不是一个想法，而是在人们心中一股深受感召的力量。个人愿景的力量源自一个人对愿景的深度关切，而共同愿景的力量源自组织成员的共同关切。事实上，人们寻求建立共同愿景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内心渴望能够归属一项重要的任务、事业和使命。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不会有学习型组织。但问题是，内心的渴望可以被轻易激发吗？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这一内心渴望吗？
为了使学校能成为具有持续变革能力的真正的学习型组织，学校领导还应关注由变革所引起的焦虑问题。焦虑是变革过程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在鼓励创新与变革的文化氛围中，领导必须让所有的组织成员感受到被关注、关心与鼓励。因为创新意味着承担风险，所以能够宽容错误与时代的文化氛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变革还使一些组织成员感到职位的威胁，这时组织中往往会有一些反对变革的噪声。为此，学校领导必须控制好焦虑的双重作用。

从差距合作走向差异合作
□ 吴华  

所谓“差距合作”，是基于学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在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输出教育资源，使薄弱学校能够突破自身资源限制，分享优质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课程、管理、品牌等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带动薄弱学校的制度设计。
在这种校际合作模式中，薄弱学校通常被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资源获得者，薄弱学校自身拥有的个性化资源得不到充分尊重和有效开发，由此导致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无法有效激发薄弱学校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二是限制了“资源共享”制度绩效的充分发挥。
而在“差异合作”的视野中，校际合作的逻辑是学校之间的个性化差异，当这种个性化差异转变为合作学校之间的公共资源时，校际合作的利益基础就建立起来了。与目前主流的差距合作制度框架相比，在差异合作的制度框架中，要使参与合作的学校成为公共教育资源的当然拥有者，同时也是公共教育资源的积极提供者。
在差异合作的制度框架中，校际合作的空间被充分拓展。学校之间的合作可以在学校这个系统的要素层面进行，如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与互换；也可以在学校教育活动的活动单元和流程层面展开，如校本课程的共享；还可以在学校经营管理层面实现，如校长及其他管理资源的共享；等等。关键是学校不再被事先贴上“优质学校”或“薄弱学校”的标签，而是学校之间共同拥有全部公共教育资源。
毫无疑问，要使差异合作模式有效运行，必须对现行的政校关系、校校关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手段进行改善与完善，在学校之间建立起既有利于学校自主办学，又有利于资源共享的稳定而有活力的内源性动力机制。
这种内源性动力机制的基础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当这种关系被制度化以后，校际合作就会成为学校的自觉、自愿的行动。
一、确认学校自主办学形成的办学特色是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动态优化最重要的生成机制。因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该强化而不是弱化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只有保证区域内形成足够广泛、丰富和有活力的学校办学特色，才能实现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的高水平均衡。
二、我们应明确区域内传统上属于各个学校的教育资源在制度属性上都属于公共教育资源，区域内的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都天然地拥有利用这些公共资源的平等权利。因此，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行的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该保障和扩大适龄儿童、少年的这种权利。
三、学校之间的差异合作，不但为学生和教师带来了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而且对于校长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在开放系统中进行资源整合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会。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参与合作的学校保持创新活力，不断提供新的差异性教育资源，应该成为校际差异合作政策设计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四、校际差异合作的成效，不但取决于各校提供的差异化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而且取决于学校之间利用这种公共资源的便利程度。因此，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行的制度设计，需要充分利用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使各个学校的差异性教育资源都能够利用网络得到有效展示、传播和使用，使网络在校际差异合作的制度设计中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改变命运
□ 韩经权  

教育是人类的最大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创造了人。教育是人类的永恒乐章。有了教育，人类便有了积累，有了积淀，有了不断的创新和成长。黑猩猩和人的基因差异不到1%，但黑猩猩与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人类有教育。
罗中立先生有一幅经典的油画作品——《父亲》，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动到震撼。我曾经为之配诗——平凡得像黄土地/字典中没有下岗的字眼/不停地劳作/凝固成生活方式/无活可干/心慌得不行/从不抱怨命运，孩子是他的唯一/农忙/面朝黄土背朝天/农闲/目送孩子上学的背影/对生活没有奢望/对孩子充满期待/终生忙碌/孩子是心上的阳光/黄黄的皮肤/来自黄河母亲的乳汁/他/我的父亲/一个农民/这是中国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命运，父亲与我们命运之间的差异，有时代的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于现代社会，一般而言，社会地位的差异，主要源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一个博士生和一个小学生的差异，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个小故事可为佐证：有记者采访西北地区一放羊的孩子，问：“你为啥放羊？”答：“挣钱。”“为什么挣钱？”“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生娃”“放羊”的循环，是因为缺少改变命运的杠杆——接受教育。
与教育改变命运相对应的是学习改变人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教育所对应的就是学习，教和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
我想到了孔子的例子：孔子是一个转业军人的儿子。命运之不济，在他身上尤为集中。孔子3岁丧父，16岁丧母。他兴办民办学校，既当老师也当校长，不拿财政钱。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进入政界，周游列国；修订诗书，编定《礼》《易》。孔子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可以说，华人的血液流淌着孔子的文化因子，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无法绕过他。“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子贡对他的评价，几千年来反复得到证明：“仲尼（孔子的字）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苏轼评价韩愈的几句话，我以为，用在孔子的身上更合适——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由凡而圣，其秘诀一个字：学。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的例子，可能太高了点，毕竟几千年才有一个；可能远了点，已经几千年了。我举一个刚刚发生在身边的例子——信息技术课在我们新安县是列入毕业考试科目的。有两个曾经辍学而未学该课的学生参加考试——想获得毕业证。监考老师宣布打开“我的电脑”，两位学生不动。监考老师讯问，学生回答说：“我们没带电脑。”（老师帮忙打开）老师要求：“在桌面上，我的电脑中C盘下打开考试程序。”两位学生在课桌面找了半天，不断问邻近的同学：“谁把我的C盘拿走了？”——学不学，有天壤之别。
教育工作者，首先是接受教育（当学生），然后才能教育别人（当老师）。学习成就了教育者的人生。教育改变命运，学习成就人生。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个人幸福，系于学习。

现代校长应具有亮剑精神
□ 殷晓峰 吕赟  

随着《亮剑》一书的出版和同名电视剧《亮剑》的热播，一时间，“亮剑”成了许多人谈论的焦点话题。主人公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深深震撼了很多人。作为教育者，笔者认为，一位优秀的校长同样应具有亮剑精神。

人格独立是校长亮剑精神的核心
校长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兴衰，但正确科学的决策、超前创新的决策，取决于校长的独立思想。当下，很多学校提出各种各样的口号，什么成功教育、愉快教育、快乐教育、责任教育等，很多校长在这一大潮中追逐潮流，追逐时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以至于失去了校长的个性，湮没了学校的特色与内涵。我们之所以呼吁、倡导教育家办学，是因为现实越来越需要能够付诸实践的、独特的教育理解。一个没有独立人格、不能进行独立思考的校长，要么把上级领导对教育的理解作为自己对教育的理解，要么把权威专家对教育的理解作为自己对教育的理解，甚至为保乌纱，谁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按照谁的意愿办学，总之，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成功教育流行时搞成功教育，愉快教育风靡时搞愉快教育，而不能脚踏实地，作出真正适合本校发展方向的决策。一位好校长要有独立思想，有一种竞争的意识，困难面前敢于亮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魄力是校长亮剑精神的底气
校长应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应有敢于进行素质教育探索的魄力和胆识。当下，要想完全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取得社会和家长对素质教育的认同有一定的困难，但在学校内部，开足开齐各类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教师精神生活，给学生减少作业量，创造宽松的成长环境，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这些事情校长完全可以做到。因此，一位校长能否保持独有的冷静，坚持基本的教育操守，能够真正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顶住应试压力，按照科学的理念管理学校，是需要“魄力”这一亮剑精神的。素质教育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校长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心里就发毛，遇到压力就浑身打颤，看到困难就害怕退缩，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要知道，教育是基于信念的一种行动，毅力是靠信念支撑的。一位好校长应当具有“魄力”这一亮剑精神，对素质教育充满坚定不移的信心、憧憬和期待，其“魄力”自然也就成为克服困难、战胜挫折、不断前进的动力之源。

团结是校长亮剑精神的保障
李云龙所带的独立团之所以有极强的战斗力，全团上下齐心协力的团结精神可以说是重要保障。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团结是亮剑精神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团结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这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歌曲，不但阐明了力量与团结的内在关系，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坚强意志。事实证明，英雄往往以集体的形式出现：二战时期，苏联一个飞行纵队涌现出20多名王牌飞行员。究其原因，这一集体中的成员都具有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传承同样的优秀传统，他们都生活在具有同样气质的集体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敢于亮剑。一位好校长应具有“团结”的亮剑精神，影响并凝聚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所优秀的学校应该具有培养英才的土壤。从校长到中层干部再到每一个教师，都要营造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团队必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团队中的每个成员便都会具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激情，都能为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执行力是校长亮剑精神的灵魂
何谓校长“执行力”？美国ABB公司董事长巴巴维克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任何组织的成功都是5%正确的决策加上95%高效的执行，没有执行，一切等于零。”《细节决定成败》一书的作者汪中求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绝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绝不缺少各类规章制度、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制度不折不扣的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力，再完善、再科学可行的决策方案，也只能是沙盘上的蓝图或墙壁上的标语而已。
一位好校长一定要“言必行，行必果”。任何一项决策一旦表态，就要能够顶住外界的重重压力而执行到底。当然，言行一致并不排除不断反思和调整教育教学管理行为，也不排除根据时代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办学目标，但办学的大方向、基本思想与原则是不会变的，因为办学的大方向、基本理念等应该是深思熟虑的，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是符合学生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这样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实现目的，换句话说，这也正是校长执行力这一亮剑精神的具体表现。
古人云：“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一校之中，需有一位具有亮剑精神的校长带领团队披荆斩棘。

观点摘编

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
褚宏启在《现代教育报》上撰文  现代学校制度的衡量标准不是产权归属、产权明晰等经济学标准问题，而是教育标准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这样的问题。产权和法人地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概念，与财产流转有关。教育的本质不是财产流转，而是思想（包括观念、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流转。学校不是企业，学校是“交流思想的场所”。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教育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其主导价值追求是社会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其立足点是教育，是学生的充分发展，而不是“利润”。现代教育制度不应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应成为市场弊端的价值矫正器。现代学校制度应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凸显教育的社会价值。现代学校制度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它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我们需要教育投入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外围制度保障核心的现代学校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但外在的制度要服从教育内在的需要。

学校变革的历史视角
曾晓洁在《人民教育》上撰文  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学校制度变革，因为现代学校制度并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在已有学校制度的基础上重建或构建的。因此，我们需要梳理传统的学校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制度特征，厘清现在影响学校制度发生变化的因素或条件，分析学校制度目前已发生的变化，从学校制度的本源、教育改革政策、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等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对目前需要建立的现代学校制度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我认为，学校制度的改革与重建要重新梳理三种关系：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与市场的关系。当我们提出所谓学校制度特征时，我们应当有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而这三种关系可以给我们建立这个分析框架一个很好的基点。

现代学校拒绝附属化
马怀德在《教育在线论坛》上撰文  目前，除民办学校外，大多数学校都是教育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学校本身没有什么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是学校发展的最终决定者。在我国，教育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在所有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可以说是最大的，其中大多数权力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权力，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其职能也没有得到很大的转变。与此同时，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它们行使的是有限的权力，基本上与国际上的政府管理体制相接轨。因此，摆脱行政管理的控制，坚决拒绝附属化，应成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不必担心学校摆脱了行政控制会产生混乱现象，即便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可以依靠社会中介、自律、内部章程的完善来保证学校的秩序、独立和规范性运作，使学校逐步走向独立。
（伊哲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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