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宝民   
1984年我去上海出差，任务之一是向著名作家师陀先生约稿。那是9月的一天下午，我打听到他的住址，再按着路线图找到武康路280弄35号时，已是日近黄昏。
老的弄堂，老的房舍，猛一进屋，觉得光线相当阴暗。我去之前并没有联系，接待我的一位身材不高、文弱清瘦的老人，就是师陀先生。我为冒昧地拜访抱歉，先生倒宽厚地表示无所谓的，而且因为是家乡人来了，还很高兴。我向他介绍了刊物之后，就是闲聊了。话题东南西北，但大都是与河南有关，谈话中我能感受到先生的殷殷乡情。先生从1936年秋定居沪上，40多年了，乡音依旧很浓，偶尔还会蹦出来几句我听不懂的杞县土话，需要他稍作解释。时间过得很快，窗外已暮色低垂，我不敢再打扰，临走时“卒章显志”，请求他写文章，先生也答应了。
走出弄堂，在华灯初上的大街等候公交车时，我突然想：稿件的要求，师陀先生是不是清楚？老人家1910年生于杞县，那时他已经是74岁的高龄了。
回郑州不久，就接到了师陀先生的信及文章。恰恰是原来我所担心的，文章内容与读书作文距离较远。《我的读书生活》栏目要求作家写读书作文的经验，还要求一纸最好是用毛笔书写的题词。先生写的只是200字左右谈学生要尊师的文字（“致语”）。说是题词，太长；说是文章，又太短。这可让我作了难。于是赶紧写信，一方面自责没有把要求说清，一方面请先生按要求作文，并附上我编写的他的《小传》，请他审正。
师陀先生很快就回信了。信中说：
《小传》可以用，奉还。
　　作家致语及署名用毛笔也可以写，虽然我从离开学校后很少用毛笔写字了，勉为其难罢。
但说到文章却是：
　　唯有在学校读书的作文经验却碍难从命：首先是我离开学校已五十多年，在学校读书时如何写作文已完全忘记，非不肯关怀故乡少年小朋友；其次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使我意识到建国以后说过的谎话，我不忍再编造谎话欺骗小朋友了。
实在说，这段话一开始让我颇觉意外，问题能有如此严重吗？但细读之后则感触良深。先生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说过的谎话，而今即使一篇小文也决不含糊。说真话，是对人对己的忠诚。一个作家最优良的品质就应该是真挚和诚恳。但“文革”之后像先生这样深刻内省并进行近于严酷的自我谴责的作家不多，我自然会想到另一位老人、师陀的好友巴金。巴金在《真话集》中坦率而沉痛的自白，使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都感到心灵的震颤。
我尊重师陀先生的意见，建议他选自己想写的内容，凡是与读书写作有关的都可以，什么时候写好都行。这就有了他写的《听说书及其他》，记叙了他童年时听说书（评话）的故事。他接触文学作品是从听《水浒》《三国演义》开始的。听说书，为他以后走上新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仍然是浅白平实的“师陀风格”，刊载在1986年第六期《中学生阅读》杂志上。
多年以后，读到历史学家唐振常的《师陀墓表》，文中写道：“君为人淡于名利，正直刚强，疾恶如仇，遇不平事辄拍案而起，不曲学以阿世，不违心作悖言，一切发之天然，有其人是以有其文也。”遥想当年依稀往事，唐先生这段话确是知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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