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与脚下的路

□ 许锡良   

读了孙国峰老师的文章《敢问路在何方》（见3月12日《教育时报·课改导刊》）及同行们的讨论，我感觉自己也有一些话想说说。

从文章中可知，孙国峰老师无疑是属于那种上进心强、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他对教育现状不满足，对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处境不满意。作为一名教师，他想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教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他不会写出这篇情真意切的文章。他是属于富有上进心，却深感发展无门、身不由己的这类教师。孙老师最感困惑的就是一天将近1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多钟忙到晚上8点多钟，而且这是非常平常的一天。如果仅从时间上来看，一个教师的命运似乎就这样定了。

应该承认，我们教育的大环境是急切需要改变的。一些教育管理者错误地以为教师越忙越好，越忙就越是敬业爱岗。其实，如果一个教师被占用了所有的时间，变成了疲于应付的机器与工具，那么这就是教育的失败。因为，教育是最需要爱心、热情与创新能力的事业，教师的爱知识、爱智慧、爱生命与爱学生是完全融合为一体的。无论缺乏哪一个，真正的优质教育都不会产生。孙国峰老师所谈到的教育问题，虽然个人无力解决，但其实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站出来呼吁的。毕竟教育大环境的改变离不开每一个微小力量的积累。一个教育工作者要有这样的信念：即使再弱的力量，也不能放弃，无数个微不足道而又不肯放弃的力量，加在一起就是大力量，无数个微观环境，就构成一个大环境。我反对那种动辄认为大环境无法改变而只好委屈自己去消极适应的想法。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层意思。

作为一个教师，确实又有专门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在同一种环境中，不同的人发展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关键就是人与人对自己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利用方式等等是千差万别的。我最近在整理20年前我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学教师的生活与工作日记。从孙国峰老师的时间表来看，他应该比我幸运多了。因为，他一天三餐饭不用自己操心，虽然一天14个小时在忙碌，但是对于有独立心灵空间的人来说，还是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的。回想起来，初为人师，我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房，四个教师睡一个十来平米的仅够放四张床的破旧房屋里，离学校很远，后来住的地方离学校更远。没有吃饭的食堂，也没有可以烧饭的厨房，我还要当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课、一个班的地理课。而且，我所教的班居然还没有教室，学校只能采用“二部制”，两个班共用一个教室，每天正式上课的时间是早上6：30。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吃早餐的地方，每天只得先空着肚子去把几节课上完。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现在读着当时写的日记，仍然历历在目，十分感叹。但是，我那时仍然坚持写读书笔记，写教学日记，多的时间一天写好几千字，今天看来这些文字依然生动有趣。在农村中学6年，我写了20多本教学读书笔记。那时的教学及学习资源十分缺乏，我几乎把学校能够找到的书都找来阅读，并且详细做笔记。20年前我一个月的工资才62元钱，但是食堂的一小碗水煮白菜就得1元钱，生活之困难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我还是走出来了。我今天在高校里作为一个教育研究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实践体验，这与我当时工作的方式与众不同是有关系的。天上从来是不会掉下馅饼的，教师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有付出。教师的付出，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用脑用心，而不仅仅是一个既定程序的执行者。我们不能够完全满足于就那样按照惯性“滑行”。动点脑筋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可为的。比如我现在在高校里工作，我一年中多的时候要上课800个课时以上，同时几乎每天还要写好几千字的随笔或者读书笔记。可能一些人还不知道，我还要担负家里每天买菜做饭之类的家务事。当然高校比中学时间上灵活一些，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工作量也是够大的了。但是，事实上我有许多文章就是在买菜做饭时构思出来的。有许多人阅读、思考与写作要在十分清静的环境中才能够完成，但是人是有强大的适应能力的。我现在就适应了多种工作同时进行，或者交替进行。不要放过每一个灵光闪现的想法。10分钟的间隙足够让我打上好几百字的“灵感”；坐车两个小时足够我读几十页书，或者构思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重新安排心灵的秩序》，意思是说同样的世界，同样的资源，只因为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只因为你的心灵秩序改变了，这个世界因此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说到教育资源，我想，对一位善于学习、善于利用环境的教师来说，没有什么比与学生在一起聊天、游戏更好的教育资源了。如果你把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都看成了与教师专业成长无关的时间，那就是你的心灵秩序出了点小问题了。我们虽然在同一片蓝天下，但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不同啊。即使是环境，其实也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环境是在你改变自己之后同时也得到改变的东西。要知道，苏霍姆林斯基一生写了那么多的教育随笔，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这些并不都是看书、抄书、听报告可以得到的，而是他不断地改变自己心灵的秩序，用自己的“心眼”观察活生生的学生与课堂感悟出来的。作为教师，读有字之书要与读无字之书结合，而且有时无字之书远比有字之书重要。真正的教育大师不是掉书袋可以掉出来的，而是直面生命的情怀、关爱生命的成长、敬畏生命的奥秘、保持生命的灵性的结果。

心路常常比你脚下的路更重要，心到哪里，你的脚才能够跟到哪里。

路在无路处

□ 王新国  

读罢孙国峰老师的《敢问路在何方》一文，“于我心有戚戚焉”。对于一个行者来说，最痛苦的不在于要去走多远，而在于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能走的路。

曾几何时，我有着与孙老师一样的迷惑，乃至现在，我也在不断地追问：路在何方？但我思考最多的并不是路何时能够直铺到我的面前，让我沿着它指明的方向走向远方，而是我该从哪里起步、何时起步。只要迈出一只脚，我的路，就已经开头，只要我一直往前走去，路便会往前延伸。

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条件并不算好的中学教书，一开始就跨两个年级教四个班的课，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所接手的是别人都不愿接的班，“尖子生”掐掉了，留级生一大群，打架的、抽烟的、逃课的……摆在我面前的是布满荆棘和杂草的“荒地”，没人愿涉足。课，要备要上，放下一个年级的教案又摸起另一年级的教案，班级管理中的事也是层出不穷。谁都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身边并没有肩膀可站：很多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只当和尚不撞钟，三五成群通宵打牌是常有的事，哪有什么教学研究。学校没有图书阅览室，没有必要的报纸杂志，想找点教学、班级管理的参考资料都难，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印刷的纸质读物，我都像一块磁铁一样，将有利于自己教学、有利于班级管理的文字和图片吸纳过来，为我所用。到音像书店，我最关注的就是与教育教学有关的图书和磁带，买回来作为自己的教学辅助资料。我学会了在没路的地方找路。

记得有一次，我听说一位在市里讲过优质课的老师有一盒十分适合教学用的录像带，就乘车赶到30多公里外的他的工作单位，将人家的录像带借出来。回到学校，我又借了录像机，将自己家的电视机搬进教室……学校领导知道我要使用现代化电教手段（那时候还没有多媒体教学这个说法）上“高质量”的课，专门组织学校几十名教师观摩。在当时看来，那堂课的确是开了我校使用电教手段进行教学的先河，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人说，一堂课，何必费这么大劲？但我知道，正是从那堂课之后，我走上了课堂教学研究之路——在没人走过的地方趟出了一条小径。几年下来，我的教学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我的班级，由一片布满荆棘和杂草的荒地，变成了鲜花盛开、生机盎然的绿地。在这片土地上，有无数我走过的足迹。

我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我的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的天地里，用自己的能力和汗水，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由于自己善于利用业余时间，将闲聊、打牌的时间用来买书、读书，总结自己的教学，沉淀自己的思想，并付诸笔端，短短几年内，我先后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教育教学随笔，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证书有了，论文有了，2006年，我又以很“硬”的条件顺利晋升了高级职称。很多年龄比我大许多的老师仍在为晋升职称苦苦找“路”。不少人问我，你晋级有啥门路？我淡然一笑……

路在何方？路在大地上，路在无路处。“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打好手中的“差牌”

□ 林金炎  
我在农村初中已教了11年书，深知农村教师的工作环境，也目睹了很多教师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农村教师无疑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直面的，那就是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我所在的地区，像我这样“傻傻地”拿起笔来行走在教育写作的路上的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很孤单，同时，也深感焦虑、担忧。虽然发表文章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哪个地区教师如果发表的文章多，说明他们的专业成长氛围好，喜欢研究和探索教育教学的教师多。
现在，不少农村教师在专业成长上几乎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不作为。学校每年都订阅一定的教育教学刊物，但很少有人问津。读书，对于很多农村教师来说，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缺乏兴趣。论文写作，更是马虎应付。去年，我们县教研室收集上来的“优秀论文”，竟然有80多篇是抄袭的，更有甚者，连标题、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教学上，一些教师是教参的“传声筒”，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差，可他们却不去思考、琢磨。相反，他们却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娱乐上，如打麻将。
这都是很令人揪心的。我身为学校的教导主任，主抓教研活动，想过很多点子，想唤醒教师的专业成长意识，但收效甚微。
农村的条件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教师的成长关键在于自身，即使我们手上握的是一副“差牌”，可是，牌的命运还是把握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总得想方设法“扭转局面”吧！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时跟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连续几次都抓了一手很差的牌，他开始抱怨手气不好。他的母亲停下来正色道：“如果你要玩牌，就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不管那些牌怎么样！”接着又启发道：“人生也是如此，发牌的人是上帝，不管怎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求得最好的效果。”艾森豪威尔一直牢记母亲的教导，不再抱怨命运，而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每一次挑战。
这则故事启发我们，别老是怨天尤人、唉声叹气，既然我们身在农村，我们就得“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求得最好的效果”。
琢磨一下农村教师手上的“差牌”：工作环境差、没有成长氛围、学生素质有限、缺少专业引领、信息闭塞等等。那我们扪心自问：握上这样一副“差牌”，我们真的就要庸碌一生了吗？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丁有宽老师不也是一位农村教师吗？
环境差、信息闭塞，我们是苦了点，要成长起来，可能会比城市教师付出更多的汗水。没有成长氛围，我们可以创设；学生素质差，我们可以更新观念，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缺少专业引领，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向专家、同行学习……关键是我们自己：我们想这样去做吗？我们有没有付诸行动？
笔者以为，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完全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只要我们能拿出勇气，敢于打破封闭的心墙，农村教师也能像城市教师那样，走出一条阳光大道：
其一，正视“差牌”的客观存在。承认城乡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大智慧，只有正视差距，我们才能找出自身的不足，琢磨对策，不待扬鞭自奋蹄。正视“差牌”，使我们不会高估自己，也不会妄自菲薄，能使我们对自身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把握。据此，才有可能制订出促进自己成长的方案、计划。
其二，换另一种思维，盘活“差牌”。当年，陶行知作为归国博士毅然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而自愿到农村教书，梁漱溟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他们都是想要为农村教育寻求出路。农村教育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同时也给有志于教育的教师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其三，扭转“差牌”的颓势，内化为自身的优势。农村教师也有自己的优势，如环境安静，没有城市的喧嚣，更有利于静下心来研究教书育人的门道；农村有大量的、鲜活的课程资源，可以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等等。身为农村教师，我们要敢于发挥自身的优势，改良“差牌”。
环境是静的，人是活生生的，农村教师专业成长的命运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让我们攥紧拳头，用行动大声地告诉人们：教师专业化，农村教师也可以做到！

多关注学生的“在乎”

□ 王光辉  
在一堂数学课上，有一位学生在分析解题思路时，提出了一种颇费周折的解法。由于课时较紧，我打断了他的发言，说等下课后再与他讨论。可是下课了，我却因故匆匆离开了教室，竟把自己的承诺忘了。
不知从哪天起，我隐隐感到这位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在一点点减少。后来，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不禁深深地为自己的疏忽而自责。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学生对教师越尊重、越信任，他越会对教师所执教的这门课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也就越在乎教师对他的态度。可是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教师能与学生在人格对等的交往中在乎学生的“在乎”？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许多学生对自己的进步或退步抱满不在乎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正是他们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表现不佳的关键原因），但是，反思一下学生这种不在乎的态度的成因，我们教师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
教育实践中常常有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出现：有的学生很在乎自己的考试成绩（虽然这不一定是优点），当他们对教师的评分提出一些异议时，我们有些教师不是平等磋商、耐心引导，而是讽刺挖苦、横加指责；有的学生很在乎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虽然有的不尽合理）能得到老师的重视，而我们有些教师往往心不在焉，敷衍塞责，甚至不屑一顾；有的学生很在乎自己的面子（这并不是什么大缺点），而当他们犯了错误时，我们有些教师往往采取“疾风暴雨”式的批评、甚至体罚，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自尊心和承受能力。这些不在乎学生的“在乎”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人格尊严，实在令人痛心。
对于学生的“在乎”，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在乎的态度去呵护、去关爱。首先，要做“有心人”，多关注学生在乎什么。我们常说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既然如此，学生的“在乎”不正是教师应致力研究的所在吗？其次，教师不应坐等学生“在乎态度”的表露，而是要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氛围，创造民主公平的条件，引进竞争激励的机制，使不在乎的学生能在乎起来。再次，教师也要对学生的“在乎”作正确的引导，努力让他们剔除“在乎”中的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因素，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去影响、感染他们，使他们的“在乎”逐渐跳出狭隘的个人小圈子。如此，学生所在乎的必将是其成长道路上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这不正是教育者不懈追求的一种境界吗？

您的学生体面吗

□ 邓梁  
李希贵先生在《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当他把国内制作的课堂实录给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专家观看时，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你们不是说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为什么录像中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看到老师而不能看到学生呢？为什么“主人”发言时要经过老师的允许呢？为什么“主人”不知道自己坐下呢？等老师允许才可以坐下，学生岂不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吗？……
看到这样的问题，一直以把学生当做课堂主人自诩的我如醍醐灌顶！这一切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在课堂上的种种表现：为了体现对每一位学生的关注，我常常随时抛出问题使课堂上正在走神的学生无言以对；为了确保课堂的教学秩序，我常常对学生在课堂上的插嘴不予理睬并视做逆端；为了让他们保质保量地独立完成作业，几乎每次作业我都会努力地把那些偷懒的学生找出并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教育以达到共同教育的目的；为了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我常常凭着所谓的经验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随便请同学就某个问题进行讲述，而从没有关注如果讲不出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在大家齐呼教育要以人为本的今天，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已成为教育界最响亮的口号的今天，反思我们的课堂，我们的学生真的能体面地学习和生活吗？试想，一个处在最要“面子”的年龄的人，整日战战兢兢地应对着每一节课，小心翼翼地面对每一位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在随时都有可能颜面扫地的课堂上，他们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呢？没有一个愉悦和宽松的氛围，没有体面的感觉，他们又如何成为课堂的主人呢？我们所期待的自主和创新又从何而来呢？
诚然，在目前的教学模式和教育体制下，完全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可能为时尚早，但笔者认为，课堂上与新的教育理念相悖的种种行为值得每位教育工作者反思。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尊重学生、充分保护学生尊严、让学生在学校体面地学习和生活必将成为教育管理和课堂教学的主流。

◆教案创新与课堂教学价值转型（一）
“学习创造力”：始于教案创新

□ 潘涌  

新课程实施的价值主旨在于突破全预制、全封闭、全垄断的指令型课程范式，最终解放师生的“教学创造力”。作为教学流水线上的第一个环节，教案研制对此后教学的实施、对师生教学智慧能否有效地释放，起着重要的前导作用。
教案过度预设实属“关闸”，即会堵塞学生学习的主动精神和个性活力，致使作为学习主体的潜能处在被压抑状态；教案自觉创新，则属“开闸”，即能激发学生个体的思维活力和言语活力，催生其超越已知、遐想未有的独特创意——而教师则在这一创生性教学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
“学习创造力”是贯穿学校教学活动的主题词之一。能否激发学生作为课堂主体的“学习创造力”，是衡量教师课堂教学是否合理有效的基本标准。这正如经济领域那样，管理者能否充分激发员工作为企业主体的物质生产创造力，是衡量管理方式是否合理有效的主要尺度。“学习创造力”超越了指令型课程范式中学习者对知识体系的消极认知和单向记忆，以及对技能技巧的机械接受和仿用。每个学习者生命体内都蕴涵了求知激情、灵性智慧乃至创新思维等诸多重要的精神能量。“学习创造力”就表现为学习个体这些精神能量在开放性教学中的最大释放，特别是表现在学习者在心灵的倾听和对话中自主探索、独立判断和自由想象的活跃强度、效度和敏锐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教育学的诞生直接源自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这深刻地影响着具有准军事化色彩的指令型课程范式的形成。处在以全预制、全垄断和全封闭为特征的课程范式中，任何一门学科教学均烙上了这种带有主流性质的显著的课程文化特征。
凯洛夫认为，“教科书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源泉”，其内容只能是确定不移、颠扑不破的基本义理；教师是“教学中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样教师如何忠实地执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就成为学校完成既定教育任务的关键。为了履行“忠实执行”的教学使命，教师自然要亦步亦趋、滴水不漏地照搬国家按教学大纲统一编制的《教学参考》，使之完整无损地迁移到自己的教案中来。从教学内容的解读、教学目标的确定到知识点的布设、教案环节乃至细节的安排，事无巨细均要有“案”可据、有“章”可循。这样的程式化教案，忽视教与学双边的主体性、个别性和差异性，形成了教案目标的既定性、教案内容的共性化和教案编制的机械化诸弊端。如果教师以此为“脚本”而去演“课堂戏”，教学必然了无生趣、索然寡味。
当教师展开教学时被教案的框格限制了激情和灵性，教学就异化为一种疲于应付、流于形式的“过招”，而更具长久负面影响的是：被单向灌输、处于消极接受状态的学生，失去了自己主动求知、深刻思考的进取精神，失去了教学驳难、个性表达、直抒己见的“学习创造力”。如是，指令型课程范式中的封闭教案，就束缚了教学创造性的生成和扩展。这种指令型教案可以休矣！
当课程范式发生了深度变革，即由全预制、全垄断和全封闭的指令型课程向创生型、多元化、个性化的新课程转型时，教案当亦随之走向革命性的创新。我们可以明确一个观点：“学习创造力”的激发始于教案创新。